日本GDP停滞最重要的原因何在？

2019.5.6更新

评论中有如下疑问：你的分析是有问题的。日本至今，失业率也不高，意味着本土消失的一些生产企业的工人已经转移到另一些行业中工作，不会存在“别国出现2000元产值而日本损失4000元产值”这种情况，在宏观下这么分析是欠妥的。

首先这个读者并没有认真理解我之前的答案。在之前已有解释，现在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

不能简单地从失业率没有大幅升高来理解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当然实际上日本真实失业率并不低，我们看到的2.4%实际上将回归家庭的女性也统计为就业，而在中国这必定被统计为失业人口）这更多的是一个阶层流动性机会问题。这方面美国有很多专著研究过，制造业岗位对阶层流动非常有意义。

前段时间美国有文章写为什么柯达是一个伟大的企业而苹果不是，我觉得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同样是黑人女工，30年前从事科达的制造业岗位，柯达为了提高效率，不断对制造业员工的突出者进行技能培训，最终黑人女工因为表现优异，精于岗位技能，成为了管理层，成功实现阶层跨越。苹果则不是，它在美国本土几乎没有制造业岗位，30年后的黑人女工也有苹果工作的机会，但因为数字鸿沟只能当保洁员。虽然多年努力工作，她对苹果而言依然是个可有可无的“外包”人员，也没有任何阶层跨越的机会，苹果在收缩业务时干脆把提供保洁服务的外包企业踢出去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黑人女工的事业发展负责。

我文中所举的“海外日本”其行径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是的，有一部分日本企业的产值转移到了本土的服务行业，造成日本失业率看上去并不高，甚至2017年求人倍率还有创新高的新闻。但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日本本土企业使用“派遣”员工的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只是便利商店打工之类的临时性岗位，这样的岗位是完全没有实现阶层跨越希望的。虽然制造业岗位也不是人人都能实现阶层跨越，真正成功的也只是少部分人，但毕竟昭和时代努力工作还是有希望的，而且昭和时代的制造业工人比起朝不保夕的战后初期已经是巨大跨越。但平成儿如果不能上名牌大学一入社会就是能望见自己的天花板。

日本越来越高比例的临时性岗位和派遣岗位，带来的严重问题是较下阶层的人更难翻身，而临时性岗位让财富更向富人手里集中，因为临时性岗位不需要考虑员工的成长问题，个体的议价能力完全丧失，企业将更多的负担甩给了社会。

2019.3.4 千赞更新

首先千赞感谢。感谢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和讨论，我从中获取了不少新背景知识。这也是我第一个千赞答案，谢谢大家。

评论中有人对海外日本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认为海外日本仍然是正面作用大。我持相反观点。即对今日的日本来说，由强大跨国集团所支配的庞大海外资产构成的海外日本，对日本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来说，敝大于利。

评论中提出质疑的观点如下：

第一个完全不值一驳，技术能决定一切的社会只存在于幻想中。

第二个是对海外日本的一种普遍看法，具有代表性，这种看法认为日本人精明极了，赚大了，这样才是资本主义强国的样子。那我们就从这个例子中分析海外日本的利弊。

我们假设，一块在日本售价屏幕两万元，在中国工厂生产完毕后出厂价是2000元。利润1.8万元。

既然日本跨国集团选择在中国生产，必然是比在日本生产更加有利可图。我们就假设日本的生产成本是4000元。利润1.6万元。因为这个在华工厂是日本没有的，所以我们假设在日本生产的工厂是不属于跨国集团的另一个代工厂。

在没有庞大的海外日本情况下，该屏幕需要在日本本土生产。那么日本的工人和国内上下游相关产业分配这4000元的产值，跨国集团获得1.6万元利润。如果有了庞大的海外工厂，则海外工厂分配这2000元产值，而跨国集团获得1.8万元利润。

表面上，日本人增加了2000元利润。但从社会财富分配上效果恰恰相反。跨国集团增加的2000元利润的代价是本土损失了4000元产值。这4000元产值本来是属于中下阶层的，现在消失了。增加的2000元利润则落入了跨国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囊中，无论如何也不会分配给集团外的人。从整个日本社会的角度看，财富更加向跨国财团集中了。

一部电视的销售，本土少了4000元产值，看似小事，但积少成多就会造成市场萎缩，而跨国企业会进一步进行产业转移，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个过程就是产业空心化。更进一步分析，分利集团即使将多获得的2000元利润不继续投到利润率更高的海外（这是常见情况，而且这种投资会替代更多的本土产能），而是在集团内部分配，然后假设分配到这些利润的人在日本本土进行消费（假设他们不出国旅游）效果依然是破坏性的。因为跨国集团内部的精英阶层其消费需求 与社会主流大相径庭，资金往往会流向普通人不需要的地方，会塑造出一些极为畸形的需求和产业，往往是高端服务行业，但因为众所周知的乘数效应问题，这样的产业即使出现对劳工阶层也是远远不利的，不稳定、门槛高、缺乏职业发展空间是必然产物，与制造业带来的乘数效应没法相提并论。

这个例子特别符合奥尔森对分利集团的定义，即分利集团主要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其攫取利益的方式往往具有破坏性，如闯入瓷器店的小偷，只顾自己拿到的，不管造成多大破坏。

前面为了简化条件假设了跨国集团需要从代工厂生产，自己本身不拥有本土工厂。但如果跨国集团本来就拥有本土工厂会是什么情况？我用一个近期了解到的实际例子来说明。

日本松下集团在中国的BD工厂，已经是该集团唯一能涵盖全部BD生产环节的工厂，日本本土的工厂在中国工厂消化完新技术后，直接关闭了。但中国工厂用的是人工，被关闭的日本工厂反而用的是机器人。以前是日本生产核心组件中国生产个壳子组装，现在是中国生产好全部组件运回日本找个地方贴个日本制就完事。中国工厂的日本干部退休后，就干脆一边领着日本退休金，一边接受中方返聘，所谓合资厂吃透日本技术往往如此，通常只需十五年到二十年，日本相关产业整个链条都到了海外，对此母公司根本不闻不问，或者干脆乐见其成，因为转移了更好，正好把规矩多、工人难搞（工会强大，但恰恰工会也是分利集团）的日本厂关掉，全面转到海外厂生产，利润更丰厚。这样的海外日本企业，在不断造成日本本土的产业空心化。

松下毕竟是做实业，这还算好的。海外日企，买金融资产、地产、文娱产业等五花八门，经营业绩拿的出手者寥寥无几，这些投资的目的相当复杂，一部分干脆就是资产转移，除了恶化财富分配外还造成资本外流。

那么跨国集团就总是对本国经济发展不利的吗？当然不是如此，有一种情况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就是跨国企业在海外的扩张可以带动本土业务的扩大。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实际上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早期就是如此。前文所述的BD工厂原本是日本淘汰的录像机生产线，那个时代中方支付的权利金以及中国市场的利润促进了日本的技术升级，日本的光盘生产线业务趁机扩大了。另外人力资源和劳动生产率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产业即使想转移，海外也承受不了。但今日人们口中的“海外日本”已经不符合这种理想的正向循环，某些人说日本之外还有产值庞大的海外日本并引以为傲，却不知这种产值越大日本摆脱停滞就越难。

在当下，遇到相同问题的并不只有日本，美国、台湾等经济体也遇到了类似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有人高喊着MAGA上台，之后千方百计试图让制造业回流本国。

———-———以下原答案————————

近年来日本GDP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不是完全停滞了，当然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看到很多人提了转型失败、广场协定等，但我认为没有讲到点子上。

若要分析日本为什么在90年代陷入停滞，要从日本战后为什么成功成为经济大国开始分析。

在这方面，奥尔森的著作分析非常透彻。战后重建中，日本远超欧洲国家，核心原因是日本的分利集团在战前和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战前，法西斯分子已经通过刺杀、暴政等手段，铲除了一部分与自己不和的分利集团，战争中和战后，极右翼精英要么在战争中死亡，要么面临审判惶惶不可终日。在美国殖民统治期间，美军直接禁止了日本人从事一切重要的工商业活动，意图对日本进行彻底的去工业化，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或者说中国的巨变）完全改变了地缘政治形态，日本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基地，之前在战后初期曾把持日本工商业的中国人被清理掉，盘踞在零售行业的朝鲜人集团也在四十年代末受到了遏制。1950年开始，日本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空前的社会真空，在这个时期，旧的分利集团已经消亡，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所有人都感到了社会阶层跃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生产力因此被充分调动起来，当时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到70年代，号称建成了一亿总中流的中产阶级社会。

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新分利集团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了，国内政坛派阀政治已经占据上风，但依然有一些白手起家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进入上层，社会流动此时尚未完全凝固。此后，隔岸的中国再次给日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市场开放了！日本人像卖垃圾一样把大量产品出口到中国，日本对华ODA援助把日本的技术标准、配套企业带进了十亿人口的全新市场，日本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次找到了有效的投资路径。

在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泡沫经济愈演愈烈的时刻，但日本却没有正确理解自己之前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国内不仅政治上进一步固化，在公司治理上也开始固化。日本高层误认为日本的经济成就是自己的改良绩效主义起了作用，开始自满地推行所谓日式管理经验（此事后来天外伺朗专门写了一篇《绩效主义毁了索尼》进行了沉痛的反思）。所谓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实际上本身就是阶层固化和分利集团形成的标志，可日本人长期以来完全没意识到，反而作为管理经验自吹自擂。

到了90年代后，中国市场的巨大红利开始渐渐消散，日本却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空心化了。所谓海外日本，对于国家而言绝不是什么好事，而是日本大企业已经成长为了超越国家利益的跨国分利集团，这种企业终将逐步显露保守倾向，因为利益而固步自封。

之后的日本，政治上，陷入了十年九相的派阀政治怪圈，无论谁上台都是政治世家的子弟或门生；经济上，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窗边位置这种怪现象，老员工拿着比年轻人高得多的工资却什么也不干，静等退休；社会生活上，也出现了老年家庭主妇把退休的老公当笨重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任其成为流浪汉，以及少子化等典型的阶层固化倾向，因为当利益分配逐渐固定和凝固后，如果一个阶层通过任何渠道都难以扩大自己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减少和自己分享利益的人显然是一种经济上理性的措施，当事人未必会如此思考，但经济上的动因往往迫使人们在不理解原因的情况下跟随社会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日本社会最严重的危机少子化问题上，所谓育儿成本高实际上并不是导致少子化的核心原因，或者将干脆是倒果为因了，高投入如果可以带来高回报的话那么成本高不是问题，问题还是投入高成本也没有意义，假设未来能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十分有限的，显然减少生育可以提高后代可以获得的成功机遇。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期，日本也鲜少出现新的巨头，原因无他，分利集团过于强大，遏制了新势力崛起，这一点可与其他现象互为佐证。

这个事情到日本民主党胜选，出现政权轮替才稍有缓解。自民党丢掉政权一事刺激了日本国内的分利集团，终于做出了一定的改变和让步。虽然今日2CH乡民多骂民主党无能，但2010年日本变天的时候确实是很多中产阶级像推销产品一样，自发的挨家挨户宣传，当时日本主流社会期待变革的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日本稍有好转，但仍难言摆脱停滞。生活在日本社会，实现阶层跃迁依然困难重重。所以一些人干脆放弃了努力，因为头上的天花板太明显了。我认为，这是日本陷入停滞的核心，阶层固化导致人的积极性难以被充分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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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有朋友提到自由市场、法治等，讨论还比较激烈。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点再更新一点内容，也感谢评论区很多朋友贡献了自己的意见，让我学到了一些之前不了解或是不熟悉的东西。

对于自由市场、法治甚或是民主制度在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我比较认同奥尔森本人的分析，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奥尔森在研究中比对了同样具备完善法治和较为成熟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英、法等国，这些国家并没实现同日本一样的经济飞跃，可见这些因素并不是经济飞跃的核心要素，如有兴趣可以看奥尔森的书，对英国病进行非常细致的解剖。

另外：否定这些因素作用的，奥尔森并不是第一人，实际60年代亨廷顿就写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详细分析了多个变化中的社会，在书中已经对法治、自由市场等因素在经济崛起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否定，这是亨廷顿的成名作（而不是今日大家铭记的文明冲突论），其中分析之深刻在60年代就已折服了整个西方学界，从而名声大噪。他的研究告诉人们，民主、法治、自由市场这些东西并不确定能够带来经济腾飞，有些特殊情况下反而会让社会经济发展走向失败。

另外，衷心希望大家在评论中保持友善和平和的态度。因为无论观点如何，分享出来都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值得感谢。宏观经济这个领域，是纷繁复杂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现象都值得深入思考，奥尔森、凯恩斯等先贤之所以令人敬佩，就是分析和提出与前人大不相同的设想并进行了周密的论证，凯恩斯最初提出累进所得税制时也引起过巨大的争议，而一战中的误判也让他追悔终生。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没有质疑，也就没有更深一步的探究，再次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