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川伸次｜探寻将中日关系升华到新高度的路径

在“北京-东京论坛”上，左起：福川伸次、小林阳太郎、安倍晋三、盐崎恭久

01

对中日关系升华的期待

中日两国将于2022年9月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此期间，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了重要的世界地位。两国的合作关系也要从中国以“改革和开放”政策为重点的阶段升华到新的维度。

1979年12月，我有机会在已故大平首相访华期间作为秘书官同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已去世，那是中国在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上开始走向“新中国”的时期。

12月7日，在政协礼堂演讲的大平首相在回顾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时候说:“我们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期待和可与之匹敌的不安。但是，这种不安也被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求同存异”所表达的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国民的宽宏大量所消除，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业。”正因为大平当时作为外相协助田中首相，为邦交正常化进行了细致准备和努力实现，所以他对之后的中国动向深表关注。

以日本经济新闻“我的简历”为基础的福川伸次所著《日本能力——在世界中生存的力量》

感受到“改革和开放”政策切实成效的大平首相，在逗留期间明确了为中国产业活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日元贷款的方针。

之后，中国一边吸取以日本为首的各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一边稳步推进结构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高速增长期，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2010年超过日本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现在的经济规模约是日本的3倍。在此期间，中国不断进行经济改革和技术开发，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在尖端技术领域上拥有了直逼美国的能力。另一方面，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方面的运营抱有警戒感。

已故的大平首相以对未来的警告作为结束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国民内心之间的牢固信赖关系。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在2000年的历史和文化上相连，但是，认为仅此就可以使得两国国民可以不通过努力来获得相互理解，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如果只在一时的气氛、情绪上的亲近感、甚至经济利益、盘算上构筑中日关系的各种局面，终归是空中楼阁吧。”

当时，两国并未关注大平演讲中的这一部分。他真诚地希望中日关系长期信赖和发展，要求新一代政治家、经济人士、研究者认真努力。

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经常发生变化。中国不久将会在经济实力上达到和美国比肩的水平，在国际政治的运营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作用。在以信息相关领域为首的高级技术领域，也一定会对世界做出贡献。

202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将努力重建基于自由经济和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同年7月中国首脑在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谈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日本超越了“平成的停滞”，开始探索站在新的维度上的“令和改新”的征程。

我认为，在看到这些变化时，必须如已故大平首相所暗示的那样，不断努力将中日关系升华到新的基础上。

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成立成员，上段左起为赵启正(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加藤纮一(日本众议院议员)、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段左起福川伸次、周牧之(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李肇星(中国外长)；下段左起安斋隆(seven银行社长)、唐闻生(全国政协港澳台华侨委员会副主任)、横山祯德(社会系统设计师)

02

构建以AI (人工智能)为基轴的“高质量经济”

(1)“高质量经济”的目标

中日两国在21世纪应努力的课题之一是，实现以AI主导的创新信息通信技术为基轴的“高质量经济”。

在世界经济为资源有限性和地球环境恶化而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道路只有实现对资源的依赖度和对地球环境的负荷低、创造性和附加值高、能够发挥人类功能的“高质量经济”。幸运的是，人类通过推进利用AI的信息创新，获得了实现“高质量”的新经济（New Economy）的手段。

日本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段拥有世界顶级的产业力和技术力，但之后泡沫经济崩溃，产业力停滞，现在正在努力恢复中。中国追赶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先导的美国，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在尖端技术领域已经可以与美国媲美。美国开始对此保持警惕。

从2020年初开始迅速扩散的新冠疫情(COVID-19)，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使经济社会陷入停滞，但另一方面，加速了DX (数字化转型)，成为了“新经济”体系建立的契机。

为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中日两国应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

(2)积极开展创新

第一，要积极开展创新。21世纪是以AI等为中心，创新呈现新发展的时代。刚进入20世纪时，世界迎来了石油时代，约瑟夫·施佩特教授将1910年的创新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来结合资源、劳动力等生产手段”，我想把现代信息通信革命时代的创新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运用创新的IT技术来整理、整合、活用信息，创造新的智力价值”。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活用AI等信息技术，超越人类的肉体界限，提高信息价值的传递效率，克服复杂性的界限，实现附加价值的提高。通过网络空间和物质空间的融合，可以确保正确性、提高效率、充实时间价值，使经济活动从物质生产主义向价值利用主义进化。

AI的运用，通过设备的自动化实现工厂和店铺的无人化，可以进行高度的远程治疗，实现智能手机结算、无现金化和虚拟货币的实用化。提高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迅速性、效率性、最佳选择性，使得实现附加价值的提高成为可能。

创新的发展领域以先进信息技术为中心，涉及生物化学、新材料、宇宙、海洋、高级医疗、新能源、电动汽车、蓄电装置、无人机、氢气利用等多个领域。

创新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正逼近以此为先导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紧随其后。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所谓的“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停滞，创新力下降，但最近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为了加速创新，主要国家致力于对研发的政策支持、智力人才的培养、新的竞争条件的完善等。在完善市场条件时，创新性、公平性、效率和竞争性是关键。

最近的创新，如美国的硅谷、中国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区等所示，城市智力功能的集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牧之教授指导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9月19日在“北京—东京论坛晚宴”上

(3)全球市场的效率运用

二是协助全球市场有效运用。这就需要全球市场尽可能在自由、合理、公平、安全的规则下运行。中日两国有必要为此与美国、欧盟等合作达成协议，同时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功能恢复发挥先导作用。

作为联络方式，有必要合理推进和活用RCEP、TPP、APEC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中日两国需要努力使人口、世界贸易规模占世界3成的RCEP早日生效，并扩大成员国范围至印度等。

关于TPP，英国表明参加，中国暗示考虑加入，但其具体化一定会有助于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 另外，美国和英国之间正在协商签订新大西洋宪章。

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对技术垄断等世界竞争条件有很大的影响，有企业活动据点集中化的危险。对于这些，也有必要制定适当的国际规则。我认为中日两国为了设定这样的规则，首先应该积累经验，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挥先导作用。

(4)企业经营的改革

三是配合企业经营手法的改革。在经营方面，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其效率不断提高，同时电子办公室等工作方式的改革也在推进。传染病的扩大成为了促进企业经营DX化的契机。

企业经营的DX化不仅局限于此，还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经营的力量。例如，将利益结构从规模利益向信息、连接、时间利益转型，使得实现整体最优化的方法成为可能。企业经营的目的在于收益价值、顾客价值、员工价值和社会价值总和的最大化，AI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在今后的企业经营中，将加入实现人类安全保障等新的制约因素。同时，要求保护知识产权、消除信息垄断弊端等市场管理。这样的市场框架必须是合理且整体最优的。中日两国有必要集结智慧，调整最佳条件。

2008年9月19日“北京—东京论坛晚宴”上，左起唐闻生(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福川伸次、林丽韫(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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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政治安全保障体制

(1)国际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谋求捍卫和扩大国内利益是政治的宿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主义”，想要保护国内产业，从短期来看，这是政治的必然。但是，那样会动摇国际政治体制，从长期来看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

从18世纪到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君主制崩溃，形成了市民社会，但主要国家的政治意图是扩张主义、强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统治。结果，主要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抗争，导致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主要国家成立了联合国，以国际协调主义为目标。当时是政治体制的不同而导致的美苏东西对立的时代，但1989年柏林墙倒塌，世界政治以此为契机转向全球一体化。

(2)国际社会多极化

国际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导致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的经济活动中扩大经济规模，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结果，主要国家的主导力量下降，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机构难以达成共识，世界秩序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如前所述，特朗普前总统采取了维护国内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将加强经济实力，充实技术力量，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将愈演愈烈，进而在经济、政治、技术、军事等方面与美国争夺霸权。

在这种变化的同时，信息相关技术日益进步，要求经济活动在世界上按照同样的规则运营。像过去一样，特定的国家以其政治力量为背景控制国际市场已经变得困难了。再加上全球变暖等国际合作不可缺少的现象正在发生。国际政治已经不能被国内政治的延长所约束。

以日美为中心，正在推进印度太平洋的合作、四边安全对话(quad-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的合作体制等，中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政策。我们期待就这些问题进行更紧密的对话，以增进相互理解。

(3)全球一体化的意义

在国际社会中，必须保证尊重人权、保证自由贸易、尊重主权、法治。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

形成国际社会的各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各国的选择。问题是，各国在设定国际社会的规则时，为全球一体化的健全运营做出贡献是关键。

中日两国应当就什么是以团结、信任、自由、创造为支撑的理想世界的结构，什么是人类能够发挥作为人的价值和能力的国际环境，如何形成向世界引导“新经济”的最佳结构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与美国、欧盟等其他主要国家进行讨论。

在2004年“亚洲研讨会”上，从上段左起依次为福川伸次、邱晓华(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加藤纮一(日本众议院议员)；第二段左起杨伟民(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计计划司司长)、周牧之(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马建堂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三段左起安斋隆(seven银行社长)、林芳正(日本参议院议员)、小林阳太郎(富士施乐会长)；下段左起依次为横山祯德(产业再生机构监察员)、盐崎恭久(日本众议院议员)、国分良成(庆应大学教授)

04

要完善人类安全保障体制

(1)保障人类安全的必要性

我期待中日两国为充实人类安全保障体制而共同引领世界。这在“中国城市发展指标”中也具有重要功能。

联合国大会在此基础上，于2015年9月以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为目标，通过了No Poverty、Zero Hunger、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Climate Actions等17个目标169个行动计划。SDGs是世界各企业应该认真且有效地实践的东西，中日企业也有必要为其开展而合作。

(2)新冠感染

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是确立人类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环。中日两国应该与主要国家合作，建立相应的体制。遗憾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确定传染源、确立治疗方法、普及疫苗等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主要感染国家在锁定疫情和经济复苏方案的选择上陷入困境。

进入今年，作为新冠对策，疫苗在英国、以色列、美国、中国等地推广。疫苗的有效性的确认和提供，不是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对象，而是应该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在国际合作下提供。

希望中日两国，在使这种意识在世界上扎根的同时，为应对今后传染病的扩大，在防止自然破坏、健全“Human-Animal Relations”等方面做出贡献。

(3)全球变暖对策

全球变暖现象现在已经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美国、中国、欧洲等今年也已经遭遇了强烈的热浪和暴雨，造成了很多人牺牲。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和向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体制的转移，已经成为人类迫切的课题。

在日本，菅政府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也在2060年提出了同样的目标。全球环境问题在《中国城市发展综合指标》中也被提及，其精确化必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议定书》，现在世界正在形成“大重置”体制。其中，以技术开发为轴心改革循环经济是关键，太阳能、风力等新能源的开发和供给网络化、电动汽车的开发普及、蓄电设备的改革、二氧化碳的固定化、以及Smart City的实现等都是迫切的课题。欧盟正在考虑引进碳税，法国的雅克·阿塔利曾建议实行全球通用的碳税。今年10月将举行G20，11月将举行COP26，期待中日两国发挥积极的贡献。

至今，中日两国在能源消耗效率化、公害防止技术的转移等方面，在日方经济产业省、中方商务部的合作下，日中经济协会等通过能源环境论坛等的举办继续进行了合作，今后，两国将包括技术开发在内展开广泛的合作。

(4)少子化、老龄化对策

另一个课题是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日本已经进入了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阶段。虽然中国最近也改变了人口政策，停止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从明年开始恐怕将进入人口减少的过程。

在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实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医疗等社会保障，包括确保财源在内，成为了深刻的课题。即使在中国，不久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两国有必要相互交流经验，协助充实社会福利政策。

2006年5月11日，在“中日产学官交流论坛中国的百万波利斯和东亚经济圈”上，上段左起福川伸次、杨伟民(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保田博(原大藏事务次官)；第二段左起依次为星野进保(原经济企划事务次官)、杜平(中国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综合局长)、盐谷隆英(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原经济企划事务次官)；第三段左起依次为船桥洋一(朝日新闻社特别编辑)、周牧之(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寺岛实郎(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第四段左起依次为中井德太郎(东京大学教授)、朱晓明(中国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佐藤嘉恭(原驻华日本大使)；下段左起依次为大西隆(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横山祯德(产业再生机构监察员)

05

通过文化加强国际社会的纽带

(1)文明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1996年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著作。它将世界划分为8个文明圈，预言了21世纪伊斯兰文明中的争斗、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以及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对立。确实，美国自特朗普前总统时代开始就围绕以色列支援问题与阿拉伯国家的对立日益严重，除此之外，美中之间从2018年左右开始贸易纠纷加剧，进而围绕政治、经济、军事、技术、货币等问题的霸权争斗也越来越激烈。

(2)文化所拥有的力量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文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化也确实在不断进化。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发展日新月异，最终发展成为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等国家在各自固有的文化发展中相互竞争。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引进其文化，在与固有文化融合的同时，此后也引进欧美的技术和文化，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历来对异文化持宽容态度，在历史上也积极地吸收了异文化。

文化，本来就是人类所具有的高维价值，是精神文明的极致。“美”是人类共同的憧憬。

日本在与自然的共生中发现了“美”，在与自然的和谐中形成了文化。通过“匠技”生产出优秀的艺术品，通过自然和人工的协调营造出表现“美”的日本庭园，尊重自然的味觉提供独特的日本料理，受到世界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中国提供了优秀的文学、书画、陶瓷、佛像等规模宏大的文化。中国菜遍布世界各地。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最近又诞生了汇集信息通信技术精华的新文化。2001年，美国记者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指出:“日本虽然在GNP方面处于停滞状态，但在GNC(Gross National Cool)方面却非常出色。”动漫、漫画、时尚、文化信息相关设备等。信息相关技术为产业与文化、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发展开辟了新境界。最近，中国也以传统文化和新文化为对象，引进信息相关技术，致力于振兴文化、扩大文化市场、培养艺术家等事业。

(3)文化带来的世界融合

我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可能的，但“文化的冲突”是不可能的。“文化”是艺术性和技术性的总和，是国际融合的象征。特别是人工智能等信息相关技术的进步，商品、服务本身的文化性提高，表现方法的艺术化，文化信息传达的高度化，实现文化性和效率性的兼顾。

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很大。通过文化交流谋求扩大文化市场的同时，市场文化性测定方法的开发、相关数据的收集、技术和文化的适合性的研究等也是如此。感性价值的计量化也是其中的例子。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方面，也有望为该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

我认为，中日两国应在产业与文化、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方面进行合作，通过提高人类的价值意识，引导文化的相互理解，进而为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融合做出巨大贡献。

2018年7月19日，在“中国城市排名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出版纪念派对”上，左起横山祯德(东京大学EMP特聘教授)、周牧之(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福川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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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和形成新全球化而努力

我在分析最近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时感到中日两国的合作对世界稳定和人类进化做出贡献的可能性正在提高。

除了一段不正常时期外，中日两国国民在两千多年的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保持了密切的交流。

我期待着今后两国国民面向百年、两百年、千年以牢固的“信赖的纽带”结合在一起，通过交流加深人类的“知识”，提高“价值”。我确信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会为地球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

2018年7月19日“中国城市排名-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出版纪念派对上，前排从右开始依次为杉本和行(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原财务事务次官)、安斋隆(东洋大学理事长)、福川伸次、古川实(日立造船会长)、阿部和彦(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理事)、竹内正兴(国际开发中心理事长)、竹冈伦示(日本经济新闻社专务)

福川伸次个人简介

东洋大学校长、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顾问、上海交通大学日研中心顾问

曾任日本通产省事务次官、神户制钢所副会长、电通总研社长、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等职。

翻译：

刘露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文章来源：

微信公众号“city ra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