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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和梁红，还有侣行的小伙伴，自北京出发，一路向西走，穿越了喀喇昆仑公路，抵达巴基斯坦，随后穿越西部山区的塔利班控制区，抵达阿富汗。

后来的一个月，我们见到了一个真实的阿富汗，在这里弥漫硝烟，也有人情味；在这里枪炮毁坏着这个国家，但也有人为了守护这个国家而战斗。

不是新闻里的简单伤亡数字，不是电影里的模式化面孔，每个面孔都活生生，每个人都如此真实地活着。

我们交的第一群朋友，是喀布尔的巡逻部队。

“你好。谢谢。石家庄很美。”

眼前这个叫萨米姆的阿富汗军官，一字一句地跟我们说起了中文。

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对面的柜子，取下了一个证书：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2010年，萨米姆曾在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学特种作战。他在中国度过了近半年美好时光。

萨米姆如今是阿富汗国民军第111旅的少校，这支部队负责喀布尔的治安和防务。 我们来到阿富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随巡逻队，在街头进行一次巡逻检查任务。

据阿富汗情报部门的线报称，今天从喀布尔东部贾拉拉巴德方向，将有一辆小轿车携危险物品进入喀布尔，很可能是炸弹。

萨这次巡逻出动了4辆装甲悍马、一辆指挥车，20多名士兵，配备M16步枪、M4突击步枪、M240机枪等装备。

随后，我们登上了悍马，开始了这一天的巡逻。

军车上没有空调，室外气温又将近40度，而所有人都穿着防弹衣和头盔，每个人湿透了好几遍。

部队抵达了预定地点，萨米姆上校开始布局。

我们这才发觉，他们的每次巡逻，都如同一次作战。一辆悍马停到最远处，机枪架好。

后面的四辆悍马也依次停靠，每辆车一个炮台，架好M60机枪。

所有士兵都手持M16等步枪，荷枪实弹。

每一辆车都要检查，每一个人也要检查。确认安全，才挥手示意通过。

我们注意到，上校会特别紧张地检查小轿车后备箱里的轮胎——轮胎是最容易藏匿武器尤其是炸弹的地方，其次就是藏匿毒品。

过去两月来，塔利班发动了所谓的春季攻势，甚至把死亡的矛头指向了酒店、机场、政府部门——曾经人们以为一个城市最安全的地方。

以下是我们抵达前15天在喀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

5月13日，3名歹徒手持AK47闯入派克宫宾馆，挟持数十人，14人遇难，包括9名外国人；

5月17日，喀布尔机场附近，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引爆汽车炸弹，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

5月20日，1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司法部附近停车场，引爆身上炸药，5人死亡…

萨米姆说，如果发现了携带炸弹的汽车或人体炸弹，那么随时可能将我们的检查站炸平。但总会好过让这样的车辆进入市区。

我们所在的公路，东面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许多挂着阿富汗国旗。萨米姆少校说，那是阵亡兄弟的墓地——炸弹袭击的频繁发生，让巡逻队的士兵阵亡率是最高的。

但萨米姆坚定地认为，他们是阿富汗的铁拳，任务是消灭所有的塔利班和IS，只有坚守阵地才能保护身后的这座城。

这个地方叫做”协助残疾人就业中心“，由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14年创立。

最初，还有外部捐款。一年后，捐款停了，一群因战争而致残的阿富汗人，只能自力更生，把这个中心，变成了一个制作书包的小作坊。

这个小小的残疾人就业中心，就像阿富汗的缩影。一些莫名其妙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如同这个国家无奈且无辜的历史。

这个人叫阿里，是个建筑工人。在新工地上班的第二天，被一枚塔利班的火箭弹炸晕。等他醒来，身体已布满了弹片。

他撩起上衣，露出灰色的保护板——他左边一小半的身体被炸没了，依靠这层薄薄的塑料，才能支撑身体。奇迹一般活下来的他，每天踩着缝纫机做书包，一天能挣2.5美元。

战争夺去了半边身体，却依然威胁着阿里的生活——持续不断的混乱让市场萧条，书包卖不出去，他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一位先生，40岁。他坐在家里，运气太坏，被一枚火箭弹炸伤。

这个反带着帽子的15岁少年，耳朵听不见。 吵闹的工作间里，他用笔说起自己的故事——7岁时，家里附近发生自杀性袭击，巨大的爆炸，毁掉了他的听力。

墙上挂着一份来自中国的年历，来自浙江佳岛缝纫机有限公司。屋子里的缝纫机，也都是Made In China。

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叫阿里，是一名老兵，战争拿掉了他的一只右腿。

阿里曾遭受过塔利班的迫害，手、脚还有头都被用酷刑折磨过，如今每天靠止疼片来忍受疼痛。他也知道长期吃止痛药不好，但这是减少痛苦的唯一办法。

阿里先生告诉我们，这些年，他用单腿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喀布尔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寻找这些残疾人，

并且告诉他们：“你可以到我这里工作”。

这里出产的布包，都印着阿里设计的Logo：一只坐着轮椅的雄鹰。

阿里说，我们曾是雄鹰，后来成了残疾人，某种程度上成了废人；但永远不要认为我们是没有用的，鹰也有翅膀，轮椅上的我们一样是自由的雄鹰。

后来，阿里带我们爬上了一座山，说带我们去看看喀布尔。

山顶上放着一些BMP步兵战车的残骸。1979年，苏联军队就是搭乘着它，进入这个国家。阿富汗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入侵者的历史。

如今，陆续被苏军、美军、塔利班等踏过的喀布尔山头，只留下了锈迹斑斑的铁壳子。

一群小孩爬上战车，在车内串上串下，早已开裂的铁皮相互碰撞，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这天正好是六月一日儿童节，我们在一旁坐下，看着这群孩子玩着他们仅有的玩具。

在喀布尔大学附近，有一座急救医院。

这里接收的大量病人，都是因枪伤、地雷、路边炸弹而受伤。

几名意大利的医生负责这里，他们也教会了当地人大量关于手术和急救的知识。这里的治疗全部免费。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两个孩子：

第一个小男孩的腹部被子弹打穿了，他住在东部边界。一次恐怖袭击中，遭到了枪击。

我们向他打招呼，他也向我们打招呼，脸上露出了笑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他终于可以活动手脚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下地了。

旁边的病床，是一个8个月大的女婴，她的胸部和脖子被弹片击中了。孩子卷缩在硕大的病床上，不时微微抽动，从氧气面罩下发出很细微的呻吟。

而她的身体，还没有枕头大。

医生nico每天都很忙碌，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这里每天都会送来10多个病人。

离开时nico说：“战争的伤害变成了阿富汗的常态，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后来我们走在街头，还发现了这样的地毯，上面画着火箭筒、坦克、苏联武装直升机。当地人把这叫做“战争地毯”。

老人们告诉我们，1989年苏军撤出阿富汗后，战争暂告一段落，当地人制作这种地毯是为了庆祝战争的结束。

只是想不到，苏联人走了，塔利班来了，美国人也来了。一场战争结束，更多的战争开始。战争的痕迹，就这样融入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记忆里。

而战争造成的伤害，不止是身体与记忆。

前往阿富汗前，搜索资料，找到许多旧照片。这是1978年的喀布尔，那时的阿富汗女性，还穿着短裙和高跟鞋。

而这是我们今天在阿富汗看到的大多数女性。

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实施了严格的政教合一政策，女性终日处于暴力与禁锢之下。后来，塔利班败退出喀布尔，但套在女性身上的布卡却很难轻易脱去。

塔利班时期的严规仍在盛行：禁止暴露自己的面容、禁止与丈夫以外的男人说话…

最近阿富汗政府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6１％的女性遭遇过家庭暴力，其中包括扔石头、泼硫酸、刀割等极端行为。

我们抵达阿富汗后，向导迈赫迪告诉我们，有个穿布卡的女人，愿意讲述她的故事。

她没有名字，由于安全原因，我们必须避免让丈夫知道她接受采访的事。但她仍愿意说话，希望能让世界知道她的恐惧。

她是一名家庭暴力受害者，已与丈夫离婚7个月。但在这七个月里，丈夫仍会找上门，施以恐吓和残酷的殴打。

最初，家里有人来提亲，她和那个男孩有了短短十分钟的交流。随后嫁掉，两年后，丈夫开始打她。

萨拉生活在喀布尔最贫困的街区，靠帮人洗衣服赚钱补贴家用。而丈夫因为海洛因上瘾，毁掉了自己和一个家庭。

萨拉说：“我每时每刻都害怕敲门的声音，担心丈夫再来打我，甚至杀了我。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希望能带孩子逃离这个国家，去哪里都行，只要去一个他无法到达、无法抓住我们的地方就好。”

或许因为在阿富汗听到的女人的故事，都如此压抑。所以当我们见到萨拉（Sahraa Karimi）的时候，才会如此惊讶。

整个阿富汗，只有不到10家的电影院。而萨拉是一名电影导演，她拍的电影也永远不可能在阿富汗上映。

因为她拍摄的故事，触犯了塔利班与许多阿富汗男人的禁忌。

她拍了纪录片电影 《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 ，讲述在阿富汗开出租车和货车的女性。

而在阿富汗，女人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上路时车窗会被砸石头，一些男性会拒绝坐她的车，也经常受到死亡威胁。

她还拍了《天使》，讲述巴米扬山区一群助产士的故事。在阿富汗的偏僻山间，许多女人会死于妊娠或分娩并发症的地方，助产士被视作这里的“天使”，为孩子带来生命的治疗。

拍摄阿富汗的女司机，素材量只有100个小时，萨拉却花了3年。每拍一个月，萨拉就要搬一次家。因为总接到恐吓电话，她害怕被追杀。

但萨拉的目光，始终不离开阿富汗的女性。

2015年，一名叫Farkhunda的阿富汗女孩，因为被毛拉诬陷焚烧了古兰经，被上千个男人羞辱、殴打，并最终烧死在喀布尔的河边。

Farkhunda的葬礼上，萨拉和数百名阿富汗女性，勇敢地走上街头，抬着Farhkonda的灵柩入土，并要求严惩凶手。

而这在阿富汗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经历了这一切，我们见到的萨拉，却不是苦大仇深的。

她的家里，墙壁上贴着许多电影明星的照片：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另一边的墙壁上，则挂着一副海报：一套阿富汗传统女性服饰里，不是简单的人脸，而是由鲜花组成的面容。

和我们见面这天，也来了一些客人。萨拉和他们探讨起一张反战海报的设计：一支AK47被绳索吊起，枪头弯曲，仿佛被判了绞刑。

我们很惊奇，说：萨拉，你是我见过最快乐的阿富汗女人。

萨拉笑了，回答说：我必须要快乐，才能在这样的国家活着啊。

1984年出生在喀布尔的萨拉，其实是在德黑兰长大，并进入了伊朗最好的大学，后来还移居欧洲。2012年，萨拉却选择回到喀布尔。

因为她最终意识到：我是一个阿富汗人。

回到祖国的萨拉，参与许多社会维权活动，试图让女性有尊群；创办电影人协会，推动阿富汗独立电影的发展。更多的时候，她扛着摄像机，游走在阿富汗的群山与街头。

她唯一遗憾的，是自己拍的电影，或许永远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上映。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也从来不知道有电影院。

我们所说的，是阿富汗的残酷一面，也有希望的一面。

我们所说的，也当然不是阿富汗的全部。

这是一个如此富饶的的国家，有世界上最美的湖泊：班达米尔湖。

这里也曾是文明交汇的所在。

数千年前，满载着丝绸、茶叶、珠宝、香料的商队在这里插身而过，追寻信仰的人则在此凿洞而居、留下媲美敦煌的壁画与雕塑。

这里也有无数的人为阿富汗而战斗。

就像我们遇到的一位老人：南希•杜普利。她是一个美国人，但曾被美国入侵的阿富汗人没有仇视她，却亲切地叫她“阿富汗的祖母。”

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南希就来到了这里，和丈夫走遍了群山和沙漠，发现了最悠久的城市遗址与人类遗骸。夫妻二人写了十几本书，让整个世界认识到阿富汗不是战争之城。

丈夫去世后，南希一个人在阿富汗，保护收集而来的数万件文化瑰宝，免受战火涂炭。她一直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关于她的故事，你能在这里读到更多：

就像仍坚持为阿富汗拍电影的萨拉。

前几年，她写了一个剧本，叫做《喀布尔的钢琴师》。

萨拉说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

有一个小姑娘，跟随父母来到喀布尔，去看望她的爷爷。闯进这座城市的塔利班，杀害了爷爷，妈妈也因此疯掉了。

小姑娘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在遥远的山间，有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湖泊，每一天太阳升起，云朵会在湖面上玩耍，只有勇敢善良的人才能看到这一幕。而当你跃入湖水，无论患上多严重的病，湖水都能治愈你。

小姑娘慢慢长大，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在喀布尔弹钢琴。希望有一天挣够了钱，能带母亲去看那个有魔力的湖。即使她知道在喀布尔，弹钢琴是禁忌。

萨拉给超过100家电影公司发过剧本，但所有人都说，这不是阿富汗的真实故事。

但萨拉说，他们看不见，这也是真实的阿富汗。外国人拍的阿富汗，永远讲述阿富汗人逃离祖国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人拍过，阿富汗人返回祖国的故事；

也没有人拍过，一个关于阿富汗被治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