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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要逃离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先看看他们在美军占领时期干了些什么。

先申明，下面引用的那篇文章是高级美国太君自己写的，可不是咱们有些中国人坐在家里脑补的胡话。出处是美国人自己的严肃政治类期刊《外交事务》的网站。

编者按：

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为什么会从自由民主的“地上天国”堕落为“地狱”？阿富汗塔利班为什么能够取得民众的支持而迅速取得全国胜利？那些聚集在阿富汗国际机场的人为什么冒着坠机的危险也要逃离祖国？下文是来自一位曾长期在阿富汗生活工作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第一手资料，全面、详实、可靠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美国人在阿富汗制造了一场长达20年的灾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全人类的一次深刻启示。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真正的自由民主只能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匹配的基础之上，并与由历史、地理、宗教等因素所塑造的地区性民族性文化相适应（本土化）。现实世界不是P社游戏，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一键安装的傻瓜式“自由民族”模板，强行用武力或其他非自然手段（经济胁迫、政变等）进行机械降神只会给目标国带来灾难，并对自身造成反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作者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阿富汗政府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过是美国国内民主模式出现严重问题的一种对外投影。虽然她并没有就此过多展开，但其观察角度无疑是正确的。据报道，驻阿美军和CIA等机构深陷阿富汗鸦片产业的利益链条，并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军队内部形成了一个隐形利益集团，成为拜登决定不惜代价撤出阿富汗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原文编译：

2005年，我访问了阿富汗国家银行在坎大哈的一家分行进行存款。我当时正在创办一家合作社，利用从当地杏仁和杏仁中提取的油，以及从沙漠或城北石山采集的芳香植物加工护肤品进行出口贸易。为了向当局注册并能够合法经营，我们必须在国家银行存款。

合作社的首席财务官是一名阿富汗人。在过去九个月里，他一直试图在不行贿的情况下完成这一手续。我同意这次陪他一起去，因为我知道这样办事会容易些。（我不公布他的名字是因为直到几周前，他还是阿富汗政府的部长，他的家人现在是塔利班报复的目标。）“明天再来，”办事员摇着头喊道，就像在过去九个月里一直对我的同事说的那样。潜台词很清楚：“明天带着钱回来。”于是我不得不跳到职员的桌子上，盘腿坐在所有文件和文书中。“很好，”我告诉他“你想花多长时间都行。但我会一直呆在这里，直到你完成我们的表格。”银行职员不得不睁大眼睛开始工作。

在美国的监督下，阿富汗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几乎所有与政府官员（包括教师和医生）的互动都涉及勒索。而且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不能像我一样冒着制造事端的风险。他们会进监狱的。相反，他们不得不进行贿赂，同时在心里咒骂这一切。“警察本应该维护法律，”几年后另一名合作社成员抱怨道，他本人也是一名前警官。这些官员、警察和办事员粗暴地勒索当地人。阿富汗人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一种价值更高的东西：他们的尊严。

随着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迅速收复该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血腥的人口外流，美国官员哀叹阿富汗人没有进行战斗。但美国人怎么能指望阿富汗人继续为一个在华盛顿允许下虐待他们数十年的政府冒生命危险呢？

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道理需要理解。阿富汗的灾难——美国人的同流合污让腐败削弱了阿富汗国家并使其人民感到厌恶——不仅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失败。它也是一面镜子，反映了长期以来破坏着美国民主的腐败模式。

1、劫掠的盛宴

在美国占领下的阿富汗，腐败不仅仅意味着街头黑帮。这是一个系统。警察或海关人员只是把一部分非法所得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其他资金向上流动，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现金流。据2010年进行的两项调查估计，阿富汗每年的贿赂总额在20亿至50亿美元之间，至少相当于该国GDP的13%。作为对回扣的回报，高层官员对腐败者进行保护。

管理着阿富汗的权力网络是灵活和动态的，受到内部竞争和联盟的困扰。他们打破了公共部门和私人商人以及当地“非营利组织”负责人之间的“防水层”。正是这些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将大部分国际援助集中到阿富汗。这些网络通常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一样运作：省长的侄子获得一份重大的重建合同，省长姐夫的儿子获得一份美差——为美国官员做翻译，省长的表弟把鸦片运到伊朗边境。这三者最终都是同一家企业的一部分。西方人常常对阿富汗管理机构持续缺乏能力感到惊讶。但控制这些机构的复杂网络从未打算进行治理。他们的目标是自我敛财。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这些错误可以追溯到以美国为首的干预行动的一开始，当时美国军队武装了杂乱的代理人民兵，在打击塔利班的战斗中充当虚假的地面部队。这些民兵接受了崭新的战斗服和自动步枪，但没有接受训练或监督。最近几周，塔利班战士在喀布尔机场挥舞警棍对付人群的照片震惊了世界。但在2002年夏天，类似的场景也发生了，并且没有引起什么后续的愤怒。当时美国支持的民兵在坎大哈周围设立检查站，并殴打拒绝行贿的普通阿富汗人。卡车司机、赶赴婚礼的家庭，甚至骑自行车的孩子都尝到了这些警棍的味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发现了如何绘制塔利班指挥官的社交网络图。但他们从未探讨过地方官员与参与竞标美国资助合同的建筑或物流公司负责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人将所用原材料的实际质量与预算中的价格进行比较。我们美国人不知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

另一方面，普通的阿富汗人可以看到谁在变富。他们注意到谁的村庄得到了最有利可图的开发项目。西方文职人员和军事官员通过无条件地与腐败的阿富汗官员合作巩固了他们的地位。西方人在剪彩时与这些人站在一起，并就军事战术与他们进行磋商。这些阿富汗官员可以可信地威胁说，美国将对任何敢于质疑自己的人发动突袭或空袭。

2、腐烂到骨头里

到2007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在紧急警告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这种做法正在破坏重建阿富汗的努力。2009年，我以驻阿富汗国际部队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特别顾问的身份，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协助成立了反腐败工作队。（麦克里斯特尔的继任者大卫·彼得雷乌斯扩大了该组织，并将其更名为Shafafiyat特遣部队）最初的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试图在阿富汗全国各地的地区层面解决腐败问题。

后来，我帮助制定了一个更系统的方法，这将使反腐败斗争成为整个北约行动的核心内容。情报单位将绘制部长和州长的社交网络及其关系图。喀布尔的国际军事和文职官员将对因为腐败严重破坏北约行动和阿富汗人对政府信心的当地官员实施一系列分级制裁。而阿富汗军事指挥官如果被抓获偷窃物资或吃空饷，将被剥夺来自美国的支持。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上将的特别助理期间，我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本应特别针对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本人。他曾进行干预，以保护受到审查的腐败官员。他们的兄弟在迪拜囤积了数以百万计的被窃取美元，我们怀疑其中一些是卡尔扎伊本人贪污的。

这些计划都没有得到实施。我回应了彼得雷乌斯的一个又一个请求，直到我意识到他无意按照我的建议行事；他只是在假装关注此事。包括内阁级别的外交政策和安全官员在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同意考虑另一种方法，但是我们拟定的计划被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否决了。Shafafiyat特遣部队继续运作，但它基本上成了一种装饰，在国会议员来访时展示一下，以证明美国确实在试图对阿富汗腐败问题采取行动。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还成立了一个更专门的工作队，即阿富汗威胁金融小组，以进行金融调查。2010年，它启动了第一次重大反腐败调查。这条线索指向卡尔扎伊的核心圈子，警方拘留了他的高级助手穆罕默德·齐亚·萨利希。然而，卡尔扎伊只给检察官打了一个电话就把嫌疑犯释放了。卡尔扎伊随后将阿富汗政府内所有负责反腐败事务的检察官降职（其中一些人曾协助ATFC的调查），将他们的工资削减了约80%，并禁止美国司法部官员指导他们。华盛顿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抗议。阿富汗威胁金融小组的领导层这样描述道：“屋子里到处都是肆无忌惮的蟑螂”。

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以及情报机构的文职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腐败本身就是美国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腐败只是阿富汗文化的一部分，就好像任何人都愿意接受政府官员的羞辱和抢劫一样。然而，在十多年来揭露和打击阿富汗腐败的工作中，没有一个阿富汗人告诉我，“我们真的不介意腐败，腐败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关于阿富汗的评论总是来自西方人。其他美国官员辩称，轻微的腐败非常普遍，阿富汗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承认高层腐败则在政治上太过沉重，难以应对。对阿富汗人来说，解释更简单。“美国就是想让阿富汗腐败下去”我记得合作社的首席财务官评论道。

发动这场战争的四届美国政府中没有一届敢于直面腐败。卡尔扎伊逍遥法外的先例是在2009年阿富汗总统选举后确立的。卡尔扎伊厚颜无耻地窃取了选举胜利。他先是宣布一些塔利班活动猖獗的地区可以安全投票，然后与塔利班谈判允许设立投票箱，但不允许选民自由进入投票站。结果原本应该空空如也的投票箱被假票塞满。阿富汗朋友向我描述了他们在农村看到的选举工作人员一边向空中开枪一边和喀布尔的官员通电话的情景。“我们在这里过得很艰难，”选举官员会对着电话大喊“你能再给我们几天时间把这些盒子拿给你吗？”然后他们会回去填写虚假的选票。

在某些情况下，打开密封盒子的联合国调查人员发现里面有完好无损的选票，全部用相同的墨水填写。但华盛顿拒绝呼吁举行新的选举。相反，奥巴马政府派遣当时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试图与卡尔扎伊讲理。最终，谈判产生了官方结果：卡尔扎伊仍将获胜，但票数会减少。归根结底，这就是美国人在阿富汗培育的民主模式：规则由那些积聚最多金钱和权力的人随意改写，选举结果不是由投票箱决定，而是由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来决定。

3、我们曾经可以有别的选择

四届政府的美国官员是如何把阿富汗弄成一场灾难的？与任何复杂的现象一样，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

首先，尽管代价高昂，但美国对这场战争始终是三心二意。9/11袭击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高级顾问们对伊拉克着迷；只有在无可辩驳的情报表明袭击是基地组织实施的情况下，他们才勉强将目光投向阿富汗。该组织当时设在阿富汗，奥萨马·本·拉登与当地圣战分子有着长期的伙伴关系。然而，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的几个月内，美国外交官和军方高层接到命令转向伊拉克。美国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可能胜利的境地，即试图同时打赢两场复杂的战争。

就奥巴马而言，他总是流露出对阿富汗使命的矛盾情绪。作为副总统，乔·拜登直言不讳地反对干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监督了迫使阿富汗政府向塔利班做出一次又一次让步的谈判，以便美军能够离开，从而使塔利班获得了闪电般的胜利。而拜登在作为总统回到白宫后，终于能够实现他12年前想要的撤军。但今天已经不是12年前。

在所有四届政府中，美国官员从未在能够让普通阿富汗人感到安全的环境中与他们对话。阿富汗人甚至无法自由地说话。因此，美国人从来没有吸取对阿富汗人民来说显而易见的关键信息，比如腐败的普遍性及其所产生的厌恶感。与此同时，卡尔扎伊知道如何让阿富汗成为头条新闻，这是监督这场战争的四位总统都不想看到的。即使在下台后，卡尔扎伊似乎也能击败白宫：他与地区强人和巴基斯坦官员（或其代理人）谈判以确保塔利班顺利接管全国，为美国人的耻辱结局铺平了道路。

美国本可以也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面对卡尔扎伊的大发脾气，它本应坚定立场，充分利用阿富汗领导人对华盛顿的需求远远超过华盛顿对他们的需求这一事实。它本应使美国的民事和军事援助以接受援助的官员的廉正为条件。美国应该为阿富汗的市长及卫生部门负责人提供和阿富汗国民军上校和上尉一样多的指导。

美国还应该确保阿富汗公务员和安全部队的基础工资足以满足他们家人的衣食住行，这样政府职员和警察就不会以低工资为借口让他们的腐败行为合法化。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西方大使馆可以设立举报热线和监察员委员会，就像塔利班在坎大哈省设立的委员会，以便公民可以提出申诉，并对这些申诉进行调查。美国军方和民间机构本应培训更多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的本国使者，以减少他们对口译员的依赖。口译员总是深陷阿富汗的腐败网络，而且往往惯于谋取私利。我无法证明这种方法会成功。但美国甚至都没有尝试去做。发动这场战争的四届政府中，没有一届能够通过这样一项议程。

当然，阿富汗领导人并非无可指责，不仅是卡尔扎伊，还有阿什拉夫·加尼。他在卡尔扎伊之后担任总统，在塔利班包围总统府时逃离阿富汗。今年早些时候，我所在合作社的前首席财务官在加尼政府任职时，我们经常交谈。“你不知道，”有一天他告诉我，声音苍白。“在这个部里，除了自己的私利之外，没有人关心任何事情。”即使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他仍然感到震惊。“我走进办公室，发现那里一片混乱”没有战略计划，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机构的使命是什么。在上任后的几周内，他不得不取消该部通过操纵招标程序授予的一项重大合同，并阻止前任建立一个影子部门并控制大部分预算的企图。

4、阿富汗的腐败是美国自身问题的投影

阿富汗可能很快就会从美国的头条新闻中消失，尽管那里的局势每况愈下。政客和专家会指手画脚；学者和分析人士将寻找教训。许多人将关注美国人未能正确认识阿富汗这一事实。这当然是真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同样糟糕。

从表面上看，阿富汗和美国是截然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然而，在允许奸商影响政策、允许腐败和自私自利的领导人削弱国家和激怒公民方面，两国有很多共同点。

对比阿富汗政府的管理不善和腐败，让我们想想看美国领导人近几十年来的统治水平有多好？他们发动并输掉了两场战争，将自由市场转向了几乎拖垮全球经济的不受约束的金融服务业，陷入一场迅速发展的类阿片毒品危机中，并在应对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时一败涂地。他们还颁布了加速环境灾难的政策，使地球能维持人类居住多久都成为了一个问题。

这些灾难的缔造者和他们的亲信自己过得怎么样？再好不过了。化石燃料和制药行业、投资银行家和国防承包商的高管们，以及律师和其他提供高端服务的专业人士的收入和资产飞涨。他们惊人的财富和面对灾难时的特权证明了他们的成功。当然，在领导国家方面他们并不成功。但也许领导国家本来就不是他们的目标。也许，像他们的阿富汗同行一样，他们的主要目标只是赚钱。

莎拉·查耶斯是《论美国的腐败及其利害关系》一书的作者。从2002年到2009年，她在阿富汗坎大哈管理经济发展组织。后来，她担任驻阿富汗国际军事部队两任指挥官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别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