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时不我待

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是集中整个国家力量并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才能完成的任务和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分内之事。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后，中国的发展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天地。

中国主权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捍卫中国主权的一个最大任务就是尽快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领土完全统一和主权独立完整。

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继续崛起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的一大耻辱！只要这一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中华民族的雪耻史就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越来越是一个直接关涉政治、经济、民情、民意与民心的问题，尤其是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不仅成为美西方对华进行战略欺骗与敲诈勒索的一张随意肆意摔打的“牌”，也成为一些小国对华窃取好处的工具，还成为一些国家借以向美国献媚并试图在国际发声的“投名状”。

台湾问题，早已成为岛内“台独”“谋独”势力以及相当部分产业商业机构大肆利用的机会和工具。不仅利用这一工具与机会加紧分裂国家，更用来谋取政治经济私利。随着大陆“惠台”政策措施的不断出台，“两头吃”的那些串通一气勾结一起的岛内政商集团与力量也在快速增大。

2021年台湾从大陆获取的贸易顺差为1716.2亿美元，比2020年的866.73亿美元高出了849.47亿美元，多了近一倍。从1990年代下半期开始，台湾就一直连续从大陆获取迅速增加的贸易顺差。1998-2021年，台湾从大陆获取的贸易顺差累计18457.69亿美元。但是，大陆给予的这些巨额财富，换来的是台湾军购能力（1990年-2022年1月，美国对台军售54次，总金额达837.54亿美元）以及台独支撑力量的加强，换来的是台湾政治势力以及社会同大陆的渐行渐远。

这一贸易形势，被岛内解读为“大陆经济离不开台湾”从而“大陆不敢武统台湾”，并被转化为岛内方方面上上下下乃至社会民众对大陆的“无比优越感”，哪怕这种“优越感”已是飘在半空中的“十分离谱”，但这却极大地推动了岛内社会民意民心同“坚持一个中国的国家统一”的日益严重偏离，为台独提供了日益强大的社会支撑，极大地削弱并挤压了“和统”的基础与空间。

自1996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后，台独势力一直在扩张。蔡英文执政岛内以来，不仅根本没有理睬大陆要求的“必答题”，反而在相反方向上肆无忌惮地狂奔，更是在2021年“双十节”讲话中公然强调“两国论”，成为台当局在位执政者公开主张“两国论”的第一人，将台独推到登峰造极之地步。

我们今天必须要问的是，有多少台资企业及相关人员，在大陆“说一套做一套”，回到岛内却又“说另一套做另一套”？有多少人是到大陆“骗吃骗喝”的？又有多少岛内人员是坚定支持国家统一的？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问题，不可再是一笔糊涂账，也不可再是睁只眼闭只眼，更不可继续以“随着大陆进一步展会自然完成国家统一”作为慰籍而过于包容甚至放纵岛内分离分裂力量尤其是那些不断“吃大陆喝大陆”却在肆意谋独者！

台湾问题，是否同样被大陆一部分利益集团所蓄意利用呢？不可不察！除了中央设有对台工作机构外，各省市及其以下相当部分地方政府也都设有对台工作机构。高校以及某些科研机构设有数量众多的台湾研究机构。这是一个庞大的对台涉台工作网络。但需要审视的是，随着台资企业在大陆日益广泛的分布与经营活动的延伸，随着两岸经贸的日益频繁与扩展，庞大的大陆对台涉台网络是否已经形成了既定甚至僵化的认识模式、思维惯性、政策路径依赖而难以与时俱进？是否已经形成了某些特定利益倾向乃至利益固化？相关工作是否与尽快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目标要求完全吻合？

这一对台涉台的庞杂机构网络中，就有声音盲目迷信台湾经济与台资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优势，甚至将大陆对台日益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归于“陆资企业就是不如台资企业”，将台资企业神话化。这种声音与相关政策思维乃至具体政策措施选择，是否严重拖延了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否影响了国家决策的信心与意志？不可不问。

必须认识到，台资企业以及整个岛内经济没有任何特别的优势，更不是神话，相反，恰恰是极大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大陆单方面的“惠台”政策措施。在一些产业与市场领域，某些大陆政策决策是在抑制了大陆企业的机会与市场的情况下，给予并扩展了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机会和市场。比如半导体产业中的显示屏和芯片行业，台资企业主要是利用了大陆市场与相关供应链产业链优势才得以发展起来，如果没有这两点，就没有现在台资企业的相对竞争力。半导体显示产业领域，在大陆政策转变为支持像京东方这样的陆资企业后，就再也没有台资企业在大陆的“逞能”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也不再那么有机会。现在的芯片产业，同样如此。

不是大陆企业不行，更不是不如台资企业，问题主要是大陆相关政策选择出现了偏差。实践表明，在调整了国家相关政策，尤其是不再偏执地相信并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政策，而是确定并落实大力支持大陆企业自主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的政策，给予大陆企业应有的市场机会和支持后，大陆企业就会迅速崛起，不仅夺回了本土市场，还引领整个行业和世界市场。

尽快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已是明确的既定方针和目标。什么手段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就采取什么手段。手段与措施的运用，必须完全符合目标实现的要求。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和目标既然已经确定，具体的对台工作思路、政策选择与措施确定就必须跟上。其中，眼下应当检讨以前的政策得失，更换关键岗位上的不称职人员，调整政策与战线部署。

以尽快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为总体思想路线，并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确定对台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数量过多的机构与人员，如果其工作不仅不利于既定目标实现，反而成为应有思想认识与政策抉择的障碍，产生政策偏差，拖延目标实现，就应当考虑裁减以至关闭某些机构，避免和杜绝噪音干扰，还可节约社会资源。

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对美国的最终较量，是打掉其世界霸权特别是对华围堵遏制的最终斗争。这是一场硬仗。这是为重塑世界秩序而必须进行必须取胜也一定取胜的硬仗。抓紧一系列准备工作，也必须做好准备工作，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当务之急。

准备工作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还涉及经济、金融、信息以至统一思想认识等诸多方面。对美“最终摊牌”必然引起美国极其疯狂的所谓“制裁”。对此，中国在战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担忧的，更没有任何惧怕之处。美西方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一直针对我们进行各种形式与内容的“制裁”围堵，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没有挡住中国发展的脚步。现在，更应清醒而充分意识到，不仅美国能够串通的圈子越来越小，其号召力日益缩减，并且，“制裁”反而会带来中国更加独立自主地大踏步发展，那些“卡脖子”技术会更快地得以突破，中国企业会更快地夺回那些丧失了的市场，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会更加快速地扩展，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会有更少的忌惮从而更加灵活自主。

当然，战术上看，届时美国及其纠集的国家集团的疯狂“制裁”会带来短期而一时的麻烦。为了将麻烦尽可能地压制到最小，现在的相应准备工作就至关重要。问题是，相关部门是否对相应准备工作给予了足够重视？对其重要性迫切性是否予以了足够认识？是否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本部门决策所必须考虑的一大因素？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为什么仍然居高不下？在“五眼联盟”的四个成员国都在持续减持美国国债，尤其是美国最亲密盟友英国更是大幅减持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这一块资产就是不见大幅缩减？相关部门有没有针对中国巨额海外资产有朝一日可能被冻结情况的应对预案？为什么不将巨额外汇储备资产由仅仅标记在美国等国家中央银行账户上的符号转化为中国紧缺的能源矿产等战略储备资产？战略物资储备能力究竟何时才能大幅提升到足以应对届时的“群狼攻击”？对境内美西方企业是否还是那么热衷于受“市场法则”支配而一味相信其稳定性？有没有针对外资大规模大面积突然撤资的应对方案？等等。

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的几乎所有部门，也是国家机构在新时期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国家的所有部门与机构，都必须树立并尽快强化“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意识，将相关准备工作列入本部门议事决策议程的头号事项，确定应对预案，明确触发预案的实施点，抓紧推进相关应对政策措施的落实，做实做好应对机制的建设与发展，做实做足斗争准备。

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是集中整个国家力量并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才能完成的任务和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分内之事。最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后，中国的发展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天地。

（写于2022年3月20日星期日）

作者介绍

袁东，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供职于财政部国债司和金融司，以及闽发证券公司、中国银河证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中再资产管理公司、中船产业基金、中国银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发展基金，2013年11月开始参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2016年起曾担任亚投行首席司库专家和亚投行高级研究员。袁东教授在经济领域深耕多年，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见解独特，已公开出版《中国证券市场论——兼论中国资本社会化的实践》、《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与全球格局》等专著15部，主编4部，合著2部，译著1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在一般报刊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4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