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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交叉点》主持人袁鸣专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寻找答案。

袁鸣：50年前，尼克松“跨越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到中国。它的里程碑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吴心伯：首先，尼克松访华代表美国正式放弃此前执行了20多年的对华遏制政策，开始要跟中国接触了。第二，中美由此从敌对走向缓和。第三，以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为起点，中美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今后几十年，两国不断加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所以中美关系的起点，是从尼克松访华开始的。

袁鸣：我们现在都说，当时因为中美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外部力量。还有其他因素促成这一历史时刻吗？

吴心伯：外部就是苏联因素，美国需要结束越南战争，集中精力同苏联进行战略竞争。从中国来讲，我们也需要集中精力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所以苏联是双方走到一起的最主要的战略“粘合剂”。

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说，当时美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也是打着要结束越南战争的旗号来竞选连任的。只要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公众都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尽管当时中美之间有那么大的隔阂，有很深的敌对，但是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讲，它并没有成为尼克松改善对华关系的包袱。

对中国来讲，我们内部也在考虑怎样摆脱两线作战的压力。我们在客观评估，美、苏哪一个对我们的威胁更大，更迫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可以跟美国改善关系。

袁鸣：尼克松访华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您觉得在哪些层面上改变了世界？

吴心伯：首先是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中、美、苏大三角开始形成。在这之前，美国跟苏联和中国同时对抗，中国也同时面对来自美苏两个方向的威胁。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开始联手对付苏联，苏联在战略上开始处于两线作战、两面受压的境地，世界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二，美苏关系发生变化。在2月份访华以后，5月份他就去了苏联，迫使苏联采取跟美国缓和的一系列动作，这样美国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

第三，苏联从此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

第四，中美关系开始逐渐走向正常化，直到两个国家经济上高度依存，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国际问题上开展广泛合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局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袁鸣：“上海公报”是先挑明了分歧，然后再来书写共识。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公报的出台，遇到怎样的挑战？

吴心伯：公报的表述方面，主要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一个就是怎样令人信服地写出双方有合作的共同点，因为敌对了20多年，突然一下子走到一起。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先承认我们存在巨大分歧，然后再说我们也有共同点，这样就比较顺理成章，也更令人信服。第二就是台湾问题怎么表述，对中国来讲，美方必须明确承诺“一个中国”，这是我们的底线。

最后，当然用了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表述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上海公报”是外交史上有经典意义的外交文件。它写出了分歧，同时也写出了共同点。它对处理中美关系，包括整个国际关系的借鉴意义在于，国家之间要学会求同存异，大家把分歧摆出来，同时努力去寻找共同点，寻找合作。

袁鸣：当年中美双方开启经典一幕，跟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和政治气魄也很有关系。我就记得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就是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共同的朋友蒋介石看到这一幕的话，他会作何感想？

吴心伯：对，当时双边领导人都具有战略家的远见、魄力和智慧。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候，没有这些素质，很难想象中美会这么快走到一起来。

他们的智慧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如台湾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同苏联的关系问题、美国在亚太的盟友问题等等。双方在这些方面能够达成共识，是需要战略家的远见和智慧的，碰巧双方都能够提供这样的远见和智慧。

袁鸣：我记得尼克松写过一本书叫做《领袖们》，也是分析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特质。从您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也好，尼克松也好，分别是什么样特质的领袖？

吴心伯：毛泽东是一个天才型的领袖，不拘一格。同时他又是一个战略家，所以能够做出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决定。

第二，他很多想法是跳跃型的，比如说，他跟尼克松的很多对话，是哲学式的对话，不是就事论事谈政策。但是他谈的很多东西，美方越回味，越觉得意味无穷，让美国人感到毛泽东思想很深刻。

尼克松，他首先是一个政客，但同时他有战略远见和魄力。他看到了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正在走向多极化。美国要适应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他也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所以美国要结束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孤立，否则今后的国际秩序就不稳定、不安全。他也面对国内很多保守势力的阻挠，但是他还是要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今天可能美国就不会有这样的领导人了。

周总理和基辛格，则是把两位领导人的想法付诸实践，把想法演化成政策。

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怎么样找到共同点？两国有很好的想法，怎样在政策层面上体现出来？

对周总理来讲，当时最主要的就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要做出保证。这是主席定了的调子，周总理要能够说服美方。而且当时美方内部是有分歧的，国务院跟白宫考虑是不一样的。所以周总理要有这个办法说服美方。

从基辛格来讲，在面临内部压力的情况下，他要想出一个办法让中方能够满意。确实最后，中方也接受了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他们让一个设想变成现实，拥有高超的外交技巧，都是了不起的外交家。

尼克松访华期间学如何使用筷子

袁鸣：中美关系在经历50年风风雨雨之后，有人说我们又一次要“破冰”了，您同不同意这样一种“再破冰”的说法？

吴心伯：我觉得中美关系确实需要“破冰”，现在即使没有完全“结冰”，也离“结冰”差不多了，应该讲现在的中美关系处在50年来的最低点之一。

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破冰”，怎么破？就回到当年“上海公报”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尊重是一个起点，是出发点。美国一定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要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的合法利益。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很多摩擦，就是因为美国不能够真正做到对中国的尊重，对我们利益的尊重，对我们尊严的尊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袁鸣：现在的中美关系当中，有哪些力量是向好的？哪些因素可能是阻止我们前行的？这些因素，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改善它？

吴心伯：从尼克松访华开始，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不断地增加新的动力。

最早当然是战略因素，大家共同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90年代以后，经贸因素越来越重要。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动力。

今天，有些动力还是继续存在的。比如说中美的经贸关系。尽管从特朗普开始，美国说要搞“脱钩”，但实际上市场的逻辑是很强大的，不是你想脱钩就能脱的。所以，中美的经贸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

同时，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是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在安全和战略上，美国越来越把中国看作对手甚至敌人，在南海、台海还有所谓“印太地区”围堵中国，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

袁鸣：我们知道在“上海公报”里，台湾问题占据了很大篇幅。50年后的今天，台湾问题的地位下降了吗？

吴心伯：台湾问题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在继续推动。另外就是美国内部越来越多的所谓战略精英考虑对中国打“台湾牌”，把台湾问题作为“印太战略”的主要抓手。所以，台湾问题的迫切性、严重性在上升。

另外一方面，对中国来讲，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复兴过程的一部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的民意基础越来越强，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所以我觉得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袁鸣：50年前达成“上海公报”的智慧，对我们今天还会有哪些启发？

吴心伯：第一，我觉得中美两国还是要重新确立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一个原则的共识，那两国关系很容易随风飘荡，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海公报”里面所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形势下仍然需要确认。

第二点启示，就是中美一定要看到大的格局，就是世界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世界格局走势的一个大的判断，决定了双方把双边关系放在什么框架里面来考虑。

第三点，还是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因为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差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差异，再过100年都还是存在的，这是客观现实。关键怎么样处理这个差异，不让这个差异影响双方的合作和协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从“上海公报”中汲取的重要智慧。

《环球交叉点》主持人袁鸣与吴心伯

袁鸣：最近，俄乌冲突引人关注，如何看待这一局势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有人说，这对中国是一个机遇。您认同吗？

吴心伯：我觉得乌东局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罗斯主导的。既然普京已经出手了，他至少要确保乌东不会落入北约之手，不会任由美国部署核武器。确保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底线。对此，西方其实没有太多选择，筹码是在普京这一边。

对中美关系来讲，新形势下美国要重新思考，你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把战略资源都集中来对付中国，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判断？是不是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选择？还是美国夸大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它做出了一个战略上的误判？当然，最后要由美国的决策者自己做出回答。

过去几十年，每当美国想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矛盾总会转移它的注意力。这个世界上矛盾太多了，复杂性太多了。中国并不是美国最主要的挑战，也不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美国的决策者，一定要正确认识到这一点。

环球交叉点

东方卫视｜深度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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