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科: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

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

陈开科

【内容提要】中俄关系史上存在五条路：丝绸之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中苏生命交通线。这五条路如同河流，流淌在中俄两国之间，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俄（苏）两国串联在一起，不但关联着中俄两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且关联着中俄两大民族、国家关系的发展战略。基于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尽管有些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但整体而言，这五条路客观上分别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交流层面对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为当下构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顺利实践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中俄关系 丝绸之路 毛皮之路 叶之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 苏生命交通线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华中华东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阶段性成果。

中俄关系史上存在对中俄两国历史发展及中俄两国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五条路，它们是丝绸之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和二战时期的中苏生命交通线。这五条路如同蛛网连接着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俄罗斯和中国，对俄罗斯、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基于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其中的某些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整体而言，这五条路如同人造商业运河，使两千多年来俄罗斯与中国互通有无，并随着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破除而利益双赢。俄罗斯和中国通过这五条路在政治外交上互相往来，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在文化上互相了解，从而奠定了当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的历史基础。

一、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概况

（一）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名称是1877年由与中国颇有缘分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von，1833—1905年）率先提出的。最初含义主要指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及印度之间的贸易交通线。基于这条贸易交通线流通货物的主要成分为丝绸，故统称为“丝绸之路”。现今学术界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宏观上可以分为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丝绸之路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经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北非、地中海。陆上丝绸之路则可分为绿洲丝路和草原丝路。绿洲丝路由中国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地中海至欧洲、北非地区；而草原丝路则从河西走廊往北经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咸海、南俄草原、里海、高加索、东欧至东罗马。考古材料证实，北高加索不同墓葬群出土的丝制品中，中国丝绸所占比例为—。墓葬品中“还发现了汉文文书和以唐人骑马图为内容的绢画”。汉唐时代，丝绸之路兴盛，成为亚欧大陆乃至亚非东西联通的贸易大动脉。就中国历史而言，丝绸之路起源于商周，大兴于汉唐，隐隐绵延至明清两代，直到19世纪中叶中西大变局时代才慢慢衰落。其中，草原丝路主要兴盛于唐代即7—9世纪，由占据南俄草原地区的可萨突厥汗国为中介，丝绸之路与斯拉夫人活动区域内传统的瓦希商路相交接。

（二）毛皮之路

这里是指横贯中亚、中国北疆、西伯利亚、东北亚广阔地区的商业网络。16世纪以前，这个商业网络主要纵横于中亚、南西伯利亚、中国北疆和东北亚地区，大致走向为：“由七河地区经阿尔泰山、南西伯利亚、蒙古西部、色楞格河流域、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地区、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至东北亚地区”，俄国学者称之为“黑貂之路”。这里所谓“貂”即《后汉书》所记述的挹娄“貂”，唐代的粟特人是此路最有名的经营者，他们将可萨汗国掌控下的伏尔加河流域的毛皮包括黑貂皮、银鼠皮、花鼬皮以及草原狐、貂、海狸皮、斑兔皮、山羊皮等毛皮运到中亚、阿拉伯市场。自16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盐商斯特罗干诺夫派商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开辟了一条自乌拉尔山至东北亚地区的“毛皮之路”：“他们以各式各样的玩具及其他不值几文的小商品，很便宜地换取到大量极其珍贵的皮货”。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与西伯利亚土著的毛皮贸易获得了巨大利润，刺激了沙皇伊凡二世的扩张欲望。1558年，伊凡二世自封西伯利亚全境的君主，并遣哥萨克叶尔马克（Ермак Т.）远征西伯利亚。这些俄罗斯哥萨克越过洲界乌拉尔山，狩猎、掠夺，经营各类毛皮贸易。

（三）茶叶之路

茶叶之路主要指17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俄中贸易之路，商品种类十分丰富，有大黄、毛皮、瓷器、棉布、茶叶等，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交易的商品慢慢以茶叶为主，故最终被称为“茶叶之路”。茶叶之路的具体走向为，中国段：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输往俄罗斯的茶叶最远出自于福建崇安，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张家口至库伦、买卖城（恰克图），经营者主要是晋商。太平天国起义后，由福建趋北的茶叶运输道路阻隔，湖南、江西、安徽遂成为输俄茶叶的供应地，九江、汉口则成为输俄茶叶的聚集港。主要走海路至天津或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陆路至俄罗斯境，经营者也由晋商变为俄商。俄罗斯段：始于恰克图（或符拉迪沃斯托克），经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秋明、喀山、莫斯科至圣彼得堡。中途，茶叶慢慢分散到沿途的伊尔比特集市、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莫斯科集市销售。另外，19世纪中叶以后，中俄茶路还存在一条海路：从福建经南海过马六甲、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黑海至俄罗斯。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清朝官方的推动，西商改道，由安徽建德贩茶至河南十家店，经山西祁县、忻州、归化、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输往俄境，然佳景不长。历史上，中俄茶叶之路一直绵延至20世纪初，极大地推动了中俄贸易及茶路所经相关地区经济的发展。

（四）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

自19世纪80年代，为了加强对远东国土的控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С.Ю.Витте）动议修筑连接俄国东西国土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维特认为，这条铁路的建设将使俄国有能力“主宰亚洲的事务”。经过激烈讨论，铁路于1891年正式动工。1896年，维特又提出：铁路如果经过中国东北境内要比经过阿穆尔州的路程缩短“900俄里，节约3500万卢布”。1896年5月，李鸿章访问俄罗斯，商讨中俄双方结盟对付日本。6月，签署《中俄密约》，形式上建立了针对日本的中俄军事战略同盟。作为近代中俄关系史上首次外交战略协调结果的附件，中国政府同意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中国东北，俄国势力趁机深入中国东北，自此中国东北逐渐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9月，中俄签署《中东铁路合同》。1897年8月，中东路动工，1903年竣工。中东路干线由满洲里入境，经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出境（经双城子至海参崴），全程1480多千米。另从哈尔滨南向修筑中东路支线至旅顺，俗称南满铁路，全程940多千米。由此，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由一条俄罗斯的国内铁路一跃成为中俄国际铁路，成为中俄关系史上的大动脉，并且成为中俄传统茶叶之路终结的因素之一。

（五）中苏生命交通线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日工业基础差距悬殊，导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国际盟友。欧美列强基于各自利益均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只有苏联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愿意援助中国抵抗日本。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结成准同盟关系。年底，苏联开始秘密军事援华。中国政府利用苏联的信用贷款，购买苏制武器。为了便于运输，中苏合作建设中国西北国际战略通道，形成了一条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苏联军事顾问称之为“生命之路”。该路的苏联段：由莫斯科至阿拉木图（由中亚大铁路-土西铁路、苏阿航线及沿途公路立体结构组成）；中国段：伊犁、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安西、肃州、凉州、兰州，亦由驼路、公路和航线的立体结构组成。中苏生命交通线在初期也存在过海路，但随着日本势力的南侵，1940年海路中断。于是，战时绵延于中国西北的中苏生命交通线作为近代中俄第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结果，成为“供养中国抵抗力量的生命攸关的重要动脉”，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战略时间。同时，苏联也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从中国获得了不菲的军事战略物资。

上述五条路贯穿中俄关系史，牵动不同时空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国家战略发展及中俄两国的关系格局。尽管其中的中东路一度有损中国的国家主权，但整体上看，中俄两国人民通过这五条路达到了沟通往来、相互了解的目的。

二、共性与个性：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特征分析

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既具有鲜明的共性，又具有复杂的个性。

这五条路最大的共性就是其网状结构。几乎每条路都不是单一的渠道，就像河流一样，由无数细小溪流汇聚，形成一个“域”，然后流向中俄两国各地。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品产于中国各地，其中丝绸产于江南各省。各色各样的丝绸产品及其他手工业品汇聚到丝绸之路，经过草原和绿洲，流向南亚、西亚、南俄、高加索和欧洲、北非。草原丝路上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典型的中国传统制品经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南俄、高加索流向斯拉夫部族生活的广大东欧地区。这些都有考古资料为证，如网汇聚，成网流布。

毛皮之路，无论是东西流向，还是南北流向，都呈网状结构延伸，商业网路散布于北起乌拉尔山区、南至中国中原地带，西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经中亚七河流域、往东至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东北、朝鲜半岛、萨哈林、堪察加等，东西流布，南北交织。

茶叶之路从福建崇安（或湖北汉口、江西九江、安徽建德）过河南赊店、山西太原、河北张家口、蒙古库伦、买卖城（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秋明、托木斯克、奥伦堡、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表面看是一条直路，但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茶叶之路同样是复杂的网状结构。首先，茶叶的汇聚渠道就是网状结构。输俄华茶均由福建（崇安）、江西、湖南（平江、临湘、安化）、安徽等产茶区乡镇汇聚到各地大小运输枢纽。其次，销俄华茶的运输渠道亦为网状：一是传统的陆路即经湖北、河南、山西、河北、蒙古至俄罗斯，或传统的丝路即经陕西、甘肃、新疆至俄属中亚地区；二是海陆联运，即经长江、黄海、渤海、天津海河至通州，经北京陆运到张家口、库伦至俄罗斯。也有小部分茶叶直接经海路运至海参崴，然后顺陆路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19世纪中叶后，华茶输俄还存在另一条海路，即从福建经中国南海、马六甲、印度洋、波斯湾、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黑海至俄罗斯。至于茶叶之路俄罗斯段的运输和销售同样呈现网状结构。除了主道（恰克图、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叶卡捷琳堡、莫斯科一线）外，中途还经过伊尔比特、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三大集市。通过这三大集市，来自中国的茶叶等商品流布到俄罗斯腹地、边疆。茶叶在俄境内的运输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茶叶的销售网络。

就结构而言，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除了主道，同样延伸许多支线，亦属网状结构。就中国境内的中东路而言，以满洲里、齐齐哈尔、海拉尔、哈尔滨、绥芬河为主干，另从哈尔滨分出支线经沈阳至大连，这个丁字形的中东铁路又与东北其他铁路支线串联，形成一个铁路网。正是通过这个铁路网，俄罗斯的势力遍布中国东北地区。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俄罗斯段，当时就有满洲里支线、土西铁路支线等，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但连接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还成为俄罗斯南北交通连接的枢纽。它们像蜘蛛网一样密布俄罗斯各地区。

战时中苏外交战略协调后形成的中苏生命交通线也是一个网状结构。首先，无论是苏联段，还是中国段，都是陆空立体结构。苏联段由莫斯科至阿拉木图由公路、中亚大铁路、土西铁路和莫斯科—阿拉木图航线立体构成；中国段伊犁至兰州由驼路、公路和航空线立体构成。其次，无论是苏联段，还是中国段，公路、铁路和航空线都呈网状结构，密布相关地区。以苏联区段而言，中国购买的战机源于不同地区的飞机制造厂，苏联援华军事人员亦来自各大军区（白俄罗斯军区、波罗的海军区、列宁格勒军区、乌克兰军区、中亚军区、外贝加尔军区等），这些援华的战机和人员从各地汇聚到莫斯科，经航空线或铁路线行抵阿拉木图，路线无疑呈网状结构。至于中国段，购买的苏制武器比如战机，经伊犁—兰州线运抵武汉、南京、南昌、衡阳、四川等地驻防，形成一个空中防务网络。而从中国各地筹集的偿还苏联贷款的军事战略物资自然也是通过复杂的交通网络运抵苏联，然后又呈网状散布到苏联各大军区。

通过这种复杂的交通网络，中俄两国社会内部及中俄两国之间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俄两国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同时，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还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即都具有战略意义。据文献所述，丝绸之路是西汉试图与中亚游牧民族结盟反击匈奴的军事战略行动的附带结果。如果没有张骞通西域军事战略行动的顺利实施，汉唐兴盛的丝绸之路无从谈起。汉唐丝绸之路全盛时期，俄罗斯国家尚未建立。但毫无疑问，贯穿斯拉夫部族活动全境的商路是斯拉夫人由部族走向国家的重要推动力。8、9世纪时，可萨突厥汗国先后征服了东斯拉夫人的波利安人、塞维里安人、维亚吉奇人、拉基米奇人等东斯拉夫部落。可萨突厥汗国以伏尔加河口的阿得尔（即伊梯尔，Итиль）为中心，将草原丝绸之路与斯拉夫人活动范围内的传统商路“瓦希商路”（第聂伯河流域）连接起来。相传，后来成为基辅罗斯首都的基辅就是可萨人建立的。东斯拉夫人正是通过可萨汗国与丝绸之路建立了与东方（包括两河流域、阿拉伯、中亚和中国）的商业联系，并最终积累了建国的财富基础。东斯拉夫人的商业网络不仅与草原丝绸之路有联系，同时还沿伏尔加河流域联系西伯利亚的“毛皮之路”。16世纪后，俄国哥萨克有组织地越过乌拉尔山向东冒险探索。俄罗斯商人如斯特罗干诺夫家族同时与东方鞑靼人开展贸易，极大地扩展了传统的毛皮之路。18世纪初，俄国猎捕者的足迹就已经到达了阿拉斯加。可见，东斯拉夫人的建国以及国家发展与俄罗斯人掌控瓦希商路与丝绸之路、毛皮之路相交接的商业网络具有战略层面的密切关联。至于中俄茶叶贸易之路，也源于俄国的东方战略。16世纪中叶，伊凡四世就“有意了解中国”，并于1567年派哥萨克伊万•彼得罗夫（Иван Петров）和亚雷切夫（Буранаш Ялычёв）造访中国。到17世纪上半叶，俄国领土已经向东扩张至外蒙古边缘，并锲而不舍地试图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不停地派遣政治外交与经济贸易职能综合的使团商队出访中国。1689年，中俄签署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双方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发展边境贸易的经济关系。随后，俄国国家商队到达北京，京师互市贸易开张。1727年，中俄签署《恰克图界约》，恰克图边境贸易亦开始发展。于是，一条横贯中国大江南北与俄罗斯腹地的万里茶叶之路慢慢形成、发展，19世纪中叶臻于至盛。3个多世纪的中俄茶贸历程表明：茶叶之路由俄罗斯积极倡建，全力扩展俄中贸易边界一直是俄国的既定国策。而中国虽然对贸易不感兴趣，但却常常把茶叶之路作为调节对俄外交政策的杠杆。19世纪末兴修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一次外交战略协调的附带结果。俄国为了掌控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并在远东便利与列强争霸，决定修筑此路。维特在表述其战略意义时说：“这条铁路在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为俄国提供这样的机会，即：随时可以以最短的路程将俄国军队运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到满洲；集中到黄海海岸；集中到离中国首都非常近的地方。”不过，尽管中东路有损中国的领土主权，但这条路对中国而言亦具有其战略意义，即客观上有利于实施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外交战略。抗战时期的中苏生命交通线（莫斯科至兰州）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苏联为了避免东西夹击，必须秘密军事援华，让中国成为拖住日本的泥潭，这是当时苏联远东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而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以抵抗日军也正是当时中国政府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在针对日本侵略这点上，中苏两国的外交战略一拍即合。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后，苏联随即秘密军事援华，大量苏制武器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运到中国前线，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而苏联需要的大量军事战略物资如铅、锑、锡、茶叶、猪鬃等亦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运到苏联。

当然，中俄关系史上的这五条路，由于时空不一而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

绿洲丝路基本上是东西方互通，草原丝路则比较特殊：汉唐商品经草原丝路流向南西伯利亚、南俄草原、高加索等地区，但目前回流的商品中，尚未见有斯拉夫人的手工业品。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的东斯拉夫部族文明发展程度有限，尚未形成具有特色的产品。当9世纪东斯拉夫部族形成国家的时候，传统丝绸之路已经慢慢走向衰落了。13世纪时，“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与此同时，蒙古人也侵占了中国中原地带。因此，尽管蒙古人统治下的欧亚大陆内部存在贸易联系，但经商的主体不是中国商人，也不是俄国商人，而依旧是中亚商人。不过，此际同时受到蒙古人征服的中俄两大民族通过中亚商人对彼此的“文明产品”亦有所了解。

传统的毛皮出产地区主要在乌拉尔山以东以南、中亚七河流域以东的内亚及东北亚地区。这条毛皮之路自东汉迄明中叶，基本上由阿拉伯人、中亚人、蒙古人、中国人和东北亚土著部族共同经营，但惠及东斯拉夫人地区。16世纪中叶后，俄罗斯人开始加入经营的行列，被誉为“金羊毛”的毛皮甚至成为诱导俄罗斯政治势力渗透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原始动力之一。俄罗斯人采取猎捕、收税、掠夺等手段获取毛皮，一部分运到俄罗斯欧洲地区销售，一部分就近运往中国、中亚地区，卖给中国或中亚商人。所以，毛皮之路是一张东西南北交织的商业网络，同时也是俄罗斯人掌控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政治网络。俄罗斯人一边追逐毛皮动物，一边建立城市要塞：秋明（1586年）、托博尔斯克（1587年）、别廖佐夫（1593年）、苏尔古特（1594年）、塔拉（1594年）、纳雷姆（1596年）、奥布多罗克（1595年）、曼加泽亚（1600年）、托木斯克（1604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628年）、巴尔古津（1648年）、雅库茨克（1632年）等。这些城镇要塞就是控制网的军事防御节点。直到18世纪，毛皮之路的光芒始慢慢为茶叶之路所掩盖。

茶叶之路伴随中俄条约体系的建构而兴起，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路线也较为固定，不再具有贸易中介。根据中俄两国的外交贸易协定，中俄双方在边境地区的恰克图（买卖城）进行贸易，各遵条例，定期举行，类似双边自由贸易区，是清代对外贸易体制中的“北口”。19世纪中叶以后，恰克图逐渐失去边境贸易据点的地位，茶叶之路商人的流动亦慢慢由单向汇聚发展为双向流通。丝绸之路上，我们只看见繁忙的中亚商人，却鲜见中国商人的身影。毛皮之路，中国商人也只是在中国北疆地区活动，极少深入中亚乃至西伯利亚。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茶叶之路上，中俄商人互相流通。俄国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直接经营茶叶贸易，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腹地各集市如莫斯科集市等。此外，茶叶之路上的商品也是双向流通的。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茶叶、大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中国则从俄罗斯进口各类毛皮、皮革、毛料及手工业品。18世纪时，俄罗斯毛皮占整个贸易出口商品量的70%—80%；自19世纪初开始，中国茶叶的出口占整个商品出口量的75%—91%。所谓“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是也。

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作为近代中俄关系史上首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与其说是一条经济之路，不如说是一条政治之路。从俄罗斯方面而言，修筑这条铁路主要是为了更快捷方便地掌控广袤的远东地区，更是为了增强自己在东北亚地区与其他列强争霸的能力；从中国方面而言，它只是实现“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一种手段。尽管将国土租给俄国修筑铁路，牺牲了一些国家主权，但这些对于刚刚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惨痛失败后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不过是国际政治交易的代价而已，其政治性像星光一样掩盖其经济性。自19世纪末迄20世纪中叶，中俄（苏）关系史上的许多大小事件都与此路密不可分。

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作为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在苏联是“秘密援华，保家卫国”，在中国是“争取苏援，保家卫国”，外交战略上各有所需，具有特殊的军事战略意义。然而，这条生命交通线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它最终发展成了中俄友谊的象征之路。一方面，这条生命交通线象征着战时中苏的相互援助：苏联援助中国各类军事武器，中国则通过偿还方式援助苏联各类军事战略物资；另一方面，苏联不但通过这条生命交通线运送援华武器，而且还派遣军事顾问尤其是空军志愿队直接参战，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牺牲。8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因此而感恩苏联人民。这条生命交通线成为构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最坚实的历史基础。

三、利与弊：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历史影响

交通或者说道路在世界史上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鲜明的。广而言之，如新航路的开辟使全世界连成一体，彻底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格局。狭而言之，如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对中俄两国的历史发展及中俄两国关系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一）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政治影响

如果说诺曼人建立了基辅罗斯迄今还有学术争论的话，那么，人们对有关商路在俄罗斯国家形成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问题则看法一致。俄国历史学者一致认同：基辅罗斯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发展是因为它“成功利用了基辅位于著名的‘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道路，即从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欧俄北部地区到君士坦丁堡的位置优势”。并且，基辅罗斯的衰亡也是因为这条商路的衰落。其实，类似论断尚有未全之处，因为它忽略了丝绸之路的作用。实际上，8、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活动区域的“瓦希商路”通过可萨突厥汗国与草原丝绸之路构成一个整体商业网络。可萨既是瓦兰人（罗斯人）到东罗马商路的中介，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到东罗马商路的中介。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瓦希商路密切相连。既然我们可以确定瓦希商路与基辅罗斯的兴衰有密切关系，那么，与瓦希商路构成一个商业网络的丝绸之路自然也与基辅罗斯的兴衰产生了一定关系。在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发展中，16世纪中叶以后的西伯利亚毛皮之路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追逐毛皮动物的足迹，一路高歌占领东北亚地区。如17世纪中叶（1647—1648年）著名的“迭日涅夫远征”就是显著例子。远征队从北冰洋进入太平洋，到达阿纳德尔河流域，不但为沙皇获得了289普特象骨（折合价值17340银卢布）的财富，而且将所至地区纳入俄国版图。而茶叶之路，有学者认为其本身就是俄罗斯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至于稍后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可以说是俄罗斯掌控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举措。而1937—1941年的中苏生命交通线更是具有保卫苏联国家安全的功能。

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许多西方使节随商队访问中国，丝绸之路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诸国的政治外交联系。毛皮之路主要涉及中国北疆和东北地区，贸易同样加强了中原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及各部族之间的政治联系。迄至清代，清王朝通过毛皮之路与南西伯利亚及大兴安岭内外的各部族如鄂伦春、索伦、达斡尔等保持着“贡貂赏乌绫（林）”（貂贡）的政治藩属关系。历史表明，茶叶之路在形成过程中，清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其政治外交功能，而非其经济贸易功能。18—19世纪，茶叶之路一直是中国清朝政府制约俄国的重要外交杠杆，甚至成为清政府逼迫俄国遵守边界秩序的战术手段。茶叶与大黄被诠释为“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乾隆皇帝三次恰克图闭关的深意亦在于此。可以说，正是这条茶叶之路保障了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宁。俄国要保障恰克图贸易的巨大利益，就必须暂时“放弃对阿穆尔河的图谋”。中东路的修筑亦可以说是李鸿章实现其“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关键步骤。但俄国的势力也趁机渗透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成为日、俄争霸的舞台，严重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在此后差不多半个世纪里，中东路问题成为中俄关系史上最复杂的话题。至于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客观上直接为中国抗战顺利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奠定了战略基础，特别是由此凝聚成的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政治友谊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二）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经济意义

丝绸之路兴盛起来后，中国的丝绸、铜镜、漆器等商品被贩运到西方，而西方及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毛皮、玉石、毛织物、农产品等商品亦传入中国。丝绸之所以畅销西方，主要源于罗马的奢靡风气。当时罗马丝绸的价值等同黄金，每磅价值黄金12两。作为“奢靡风气”代名词的丝绸腐蚀了罗马帝国，但由此产生的丝绸需求却刺激了汉代中国丝绸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丝绸之路上系列商业城市的兴盛。唐代是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代，唐代的丝绸产品分为官产和私产两类，无论官产私产都颇繁盛，官民受惠。丝绸之路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商业城市经济、农牧经济、手工业等全方位的发展。8—10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经可萨汗国与东斯拉夫人的瓦希商路连接，间接参与了东斯拉夫人的贸易活动。可萨汗国的首都伊梯尔是商业中心，高加索、中亚、伊朗和基辅罗斯、诺夫哥罗德的商人“在此用产于卡马河及以北地区的毛皮、蜂蜡、皮革，交易来自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布匹、武器。贸易主要沿着伏尔加河商道进行”。基辅罗斯的编年史表明：丝绸不但成为罗斯人掠夺的重要物资，同时也成为罗斯人与东罗马贸易的重要商品。

毛皮之路自东汉始，经中亚、蒙古、南西伯利亚、东北亚地区与中国中原地区发生商业联系。粟特（16世纪后为布哈拉）商人经由中国北疆将东北亚原产的黑貂皮贩卖到中亚、西亚、阿拉伯，并将中亚商品以及中国的瓷器等贩运至东北亚地区和南西伯利亚地区。16世纪后，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开始参与经营毛皮之路，丰盈国库。有数据表明，17世纪俄罗斯人每年从西伯利亚掠夺的毛皮价值（税收）在10万—15万卢布之间。1627—1654年间通过曼加泽亚海关输往欧俄的毛皮达万—24万张。17世纪中叶，貂已经在西伯利亚绝迹。此外，毛皮之路还促进了俄国的商品生产。17世纪，在西伯利亚毛皮之路上用来交换的俄国商品就达386种。俄罗斯人经营的毛皮中有相当大部分卖给中国。1672年，俄国商人卖给中国的貂皮达万张。俄国对华毛皮贸易的利润率平均高达300%—400%。由于利润可观，沙皇于1697年颁布《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规定》，强调：“今后紫貂的征收和销售的权力仅由大君主一人掌控。”

也因此，迄18世纪末，毛皮一直是俄国经茶叶之路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占俄国对华出口商品的84%。直到19世纪初，毛皮的份额才降下来，占俄国对华出口商品总价值的，呢绒则渐渐上升，占到的份额。中国对俄出口商品的比例也有较大变化：以茶叶为例，1759—1761年间，茶叶仅占出口商品总价值的，1775—1781年为，1792年为，1802—1804年为44%。到19世纪中叶，茶叶已经占到90%。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М.М.Сперанский）惊叹：“丝织品已经终结了，蓝绸也几乎终结。只剩下茶叶、茶叶、茶叶。”从18世纪中叶开始，茶叶之路已经对俄国的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755年，恰克图贸易额已占俄国对外总贸易额的，1760年是，1775年是，1792年是。1855年，俄国对华贸易额甚至占整个俄国对外贸易额的。18世纪，恰克图茶叶税收占整个俄国税收的份额也相当高：1760年占，1775年占；一个恰克图抵得上3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财富的宝贵而富有生机的汁液输送到整个西伯利亚。同时，茶叶贸易也刺激了俄国工业的发展。1857年，莫斯科地区有37家毛料厂、45家棉布厂、14家亚麻和粗麻厂为恰克图市场供货。此外，茶叶之路还刺激了西伯利亚毛皮业、制革业、制呢业、丝织业、渔猎业、造船业、运载业的发展。马克思说过，恰克图贸易（茶叶之路）“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至少对俄国纺织品领域来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8世纪末，伊尔库茨克已经建立了13个制革厂。1733年，西伯利亚第一家制呢厂成立。这些工厂都是为恰克图贸易服务的。茶叶之路“活跃了从莫斯科到中国边境的遥远路区”。尽管茶叶之路的经济意义不为中国政府所看重，但如此大规模的贸易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是茶叶之路造就了晋商群体，积累了大量资本，推进了山西票号的发展，带动了晚清金融信用业的进步；二是茶叶之路推动了晚清产茶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等）的制茶业、包装手工业以及沿途各地的运输业，江南诸省的棉纺织业、丝织业、瓷器业等领域的发展；三是刺激了商业城市的兴起壮大，汉口、樊城、九江、太原、张家口、库伦等商业城市都因茶叶之路而发展壮大。迄19世纪中叶以前，茶叶之路对中俄来说是双赢的。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俄国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产茶区经营茶叶贸易，导致晋商利益丧失殆尽。随着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的通车，传统的茶叶之路终于走到尽头。

毫无疑问，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对俄国来说同样具有相当大的经济意义。最显著就是通过中东路，大量的中国农产品运到俄远东地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远东地区粮食不足的问题。1903年，俄国从哈尔滨运走的粮食为613普特，1909年，俄国从哈尔滨运走的粮食达2844普特。此外，中东路通车后，俄国每年从中国东北掠夺达1亿银元的木材资源。随着中东路的通车，华俄道胜银行垄断了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业。据有关统计，一战期间，在中国东北流通的“羌帖”达80亿。当然，中东铁路本身的运输利润亦相当可观，逐年增加。尽管中东路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客观上中东路也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一是推动了中东路沿途城市如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的发展。二是促进了中东路沿途各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率先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涉及农产品加工业、机器修理业、电力电器业、酿酒业、烟草业、制糖业、制革业等，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如1919年，哈尔滨的18家面粉厂中，中国民族面粉厂就占了13家。三是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的发展。四是带动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商贸发展。1907年，哈尔滨及中东路附属区拥有华商店铺仅55家，到1914年时，华商店铺发展到800多家，1920年华商店铺达1432家。

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虽然是临时开辟的，主要用来运输中国政府购买的苏制武器弹药，但其本身也是战时中苏贸易的渠道。根据当时中国缺乏外汇的财政衰弱状况，无法直接用外汇购买苏联武器弹药，苏联政府同意苏中战时贸易采用“以货易货”方式，即中国政府用军事战略物资折价交换苏制武器。中国政府用来交换的军事战略物资包括茶叶、皮革、羊毛、锑、锡、锌、镍、钨、铋、猪鬃、生丝、桐油、药材、紫铜等。由此可见，中苏生命交通线对中苏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三）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文化交流作用

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等通过草原丝路传播到东斯拉夫部族生活狩猎的东欧和南俄草原，早期斯拉夫部族通过贸易和军事掠夺，接触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等手工业品。964年，罗斯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东征胜利后，控制了“沿顿河、伏尔加河通往花剌子模、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的商路”。12世纪，由契丹人建立的西辽控制了中亚商路。此时，“中亚市场上的中国丝绸等商品经由里海北岸的商道，源源不断地传入基辅罗斯大公国境内”。据欧洲学者（Semionov Youri）考证，诺夫哥罗德王公分别于1032年、1079年、1096年、1169年、1187年、1193年6次越过乌拉尔山进攻“维兀儿”（即西伯利亚）地区。而此时正值西辽统治南西伯利亚时期，所以，12世纪时罗斯人应该已经与契丹人有所接触。“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或Khata），而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则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分别读为Kitay、Kitaia和Cathay）。”其中，俄语Китай显系契丹的音转。不过，俄国史学家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ев）认为，12世纪《伊戈尔远征记》中提到的“希诺瓦”国（хинова）才是中国。蒙古征服后，间接统治俄罗斯的钦察汗国首都别儿哥萨莱（今伏尔加格勒附近）发展成为国际性商业都市。在这里可以买到中国的丝织品和铜镜。可见，此时俄国人对中国的物质文明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元朝建立后，许多俄罗斯战俘来到元大都。1330年，元文宗下旨：“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是年12月，“命收聚讫一万斡罗斯，给地100顷，立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屯田”。这里的斡罗斯（思）“宣忠扈卫亲军”，也就是后来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大司祭巴拉第所考证出来的基普恰克军团（Kипчакский）。这些俄罗斯人后来下落不明。1557年，在沙皇伊凡的行军服清单中就列有用中国黄缎制造的无领袍。16世纪末，一种被称为“中国蓝色丝绸”的塔夫绸经常出现在俄罗斯的税册中。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毛皮之路时代，东斯拉夫部族及俄罗斯国家与中国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了解。当然，真正产生文化交流的时代是茶叶之路时代。值得特别关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茶叶之路初始，伴随着茶叶贸易的开展，俄罗斯东正教布道团依据《恰克图界约》合法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定居，并定期更换。布道团的教士、学生在北京学汉、满文字和中国历史文化，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比丘林、巴拉第、瓦西里耶夫等国际知名汉学家，为俄罗斯的汉学奠定了根基，也为俄中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布道团一直存在到20世纪中叶。二是自19世纪中叶始，俄罗斯商人直接进入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居住于各开放口岸、租借地，直接与中国官员和茶农打交道，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熟悉中国文化。他们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俄罗斯社会，迄今流传在俄罗斯各地，加深了俄国对中国的了解。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中国商人深入到俄国经商，如1881年就有107名商人申请去俄罗斯经商，其中绝大多数为山东登州、莱州商人。此外，中国商号也出现在俄罗斯许多商业城镇：“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中国人在俄罗斯经商和俄罗斯人在中国经商，无疑有利于中俄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

根据协议，中东路在沿途拥有辖区，一般称为“中东路地段（或路区）”，里面居住着为中东路服务的俄罗斯公民，包括工程师、铁路管理人员、劳工、东正教士、白俄移民等。尽管中东路区的存在危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生活在中东路区的俄罗斯公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俄的文化交流：一是东正教的传播。1898年，东正教司祭茹拉夫斯基（А.П.Журавский）到达哈尔滨，于香坊军官街设立小尼古拉教堂，此为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东北传播之始。此后，东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逐步传播。据统计，1898—1956年间，哈尔滨市区建有俄国东正教堂21座。半个多世纪中，俄国东正教会给哈尔滨打上了深刻的文化印迹，包括俄式建筑、俄式音乐、俄式绘画等。二是俄侨为中国东北带来了西式的近代教育。1898年，俄侨率先在旅顺筹办了普希金初等学校，接着又在哈尔滨筹办了铁路小学。迄至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俄侨在中东路沿线各城镇建立了400余所近代化学校，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小学到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的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关键在于，这些学校的招生对象虽然主要是俄侨子弟，但也不可避免地招收了不少中国子弟。如1911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挑选了中国籍男生20名、女生10名到哈尔滨中东路男女商务学堂就学。三是俄侨报纸杂志的兴办催生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俄侨在中东路区积极兴办报纸杂志，至1917年，“俄国人在中东铁路沿线创办了刊物71种，其中在哈尔滨办杂志27种、报纸39种”。俄侨办报带动了中国人办报。据统计，1920—1929年间，在哈尔滨办的中国报刊达44种。这些近代化报刊向中国人传播了西方科技知识和民主思想，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向中国人传播了俄国文化、思想和生活惯，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此外，近代东北地区的俄侨文学亦独树一帜，成为近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

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的文化交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入华，中苏两国人民产生了近距离相互观感，有好有坏。当时，苏联军事顾问对中国军队的武器陈旧及编制落后、战术能力差等十分恼火。空军志愿队则普遍对各级官员印象不好，尤其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但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亲苏思想及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很钦佩，对中国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十分同情。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部分高层人士以及中国飞行员对苏联飞行员的技能、战斗精神均十分佩服，而苏联飞行员对部分中国飞行员英勇的战斗精神也很赞赏，只是对中国飞行员的空战技能颇有不满。不过，尽管中苏友好气氛很浓厚，但由于中苏体制有异，政府层面还是存在互不信任。苏联志愿队和国民政府彼此提防，互相监视。蒋介石本人尤其疑惧苏联。然而，无论如何，正是这条生命交通线，送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整体上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同时，这些苏联军人直接接触战乱中的中国，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新印象。这条生命交通线不仅是战争生命交通线，也是中苏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认识的渠道。二是在战时苏联军事援华背景下，中苏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展开。抗战初期苏联是唯一军事援助中国抗战的国际力量，所以，“中苏文化的交流也随着有了新的发展”。当时，总揽中苏文化交流事宜的“中苏文化协会”在中国各地如湖南、四川、广东、甘肃、贵州、广西、新疆、云南等成立分会，这些分会举办各种座谈会，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宣传苏联文学和历史；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的书籍，涉及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统筹举办了一系列宣传中国抗战的友好活动，如1938年在莫斯科举办中国抗倭展览会、1939年11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等等，这些活动使苏联各界了解到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另外，中苏文学作品的互相译介也对中苏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总之，随着中苏生命交通线的建立和运行、苏联军事援华活动的开展，中苏两国形成了一道战时文化交流的瑰丽风景。

四、简短的结论

丝绸之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和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五条路像蛛网一样连接着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和俄罗斯。中俄两大民族及国家通过这五条路相互认识、相互贸易，无论是中俄两国发展的历史，还是中俄两国的关系史都深深地打上了五条路的历史印记。

横亘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具有两方面共性：一方面，五条路都不是单一的路，而是复杂的“域”或“带”，五条路都具有蛛网一般的外貌，密布中俄两国，渗入中俄两大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另一方面，五条路对中俄两国本身的历史发展和中俄关系史来说都具有战略意义。当然，五条路又具各自特色：丝绸之路与瓦希商路通过可萨汗国和中亚商人连接，使中俄两大民族彼此具有朦胧的印象。毛皮之路作为东西南北相互交织的地域商业网，中国在参与的时间上明显早于俄罗斯。俄罗斯虽然晚到，但却将毛皮的经营与其征服西伯利亚及远东的战略相结合，毛皮之利成为促使俄国占据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原动力。茶叶之路作为中俄边境贸易体制，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兼具经济性和政治性，成为中俄关系史上影响巨大的贸易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有损中国的领土主权，但它作为中俄关系史上首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对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战时中苏生命交通线则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二次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军事战略意义，直接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乃至太平洋战场的胜负大局。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通过此路来到中国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用自己的生命将此路凝聚成名副其实的中俄友谊之路。

中俄关系史上五条路的历史表明，民族、国家、文明之间必须有路来沟通。没有沟通和借鉴，民族、国家、文明都只有衰亡。本文所述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特别如茶叶之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路，虽然基于近代中俄不平等条约体系，它们在某些时候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也不容否认，它们客观上仍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交流层面对中俄两大民族本身的历史发展和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为当下构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格局、顺利实践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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