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为什么会独立？

外蒙古独立是俄国和苏联侵略，中国贫弱分裂及清政府治蒙不利的恶果。孙中山，袁世凯，徐树峥，蒋介石等都曾为收复外蒙古作出努力，徐树峥更一度收复外蒙古。但最终以种种原因而失败。

一，外蒙古是中国固有领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蒙古最早见《旧唐书》的“蒙兀”。正式出现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可汗时期，并延用至今。1727年清廷与俄国政府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中俄疆界以贝加尔湖南之恰克图为起步，向东沿果基河，横断俄，蒙间沙漠地区至额尔古纳河，向西经萨彦岭至沙宾达巴哈。根据界约双方立有界碑，此疆界至清末未有变更。可见外蒙古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而外蒙古位于亚洲中部，境内大部分为山地和高原，平均海拔1500米，是中国北方的门户。与俄国接壤，且距清廷中枢北京只有三四百公里，中间也没有天然职责分险阻，易守难攻。极具战略意义，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指出：“西北形势完整，臂指相连，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二，清廷治蒙埋下外蒙古独立苦果

在清初未入关前，漠南蒙古降清，清廷将漠南蒙古称为内蒙古。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叛乱，喀尔喀蒙古降清，“大漠以北曰外蒙古……”。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内，外蒙古。

清末时，外蒙古分为喀尔喀，唐努乌梁海及科布多三区。为加强对外蒙古的统治，从天聪9年至乾隆元年（1635-1736年），清廷在中央设理藩院，在内外蒙古各地设盟旗制。将内蒙古24部分别编为49个扎萨克旗，外蒙古编成86个旗。并派将军，大臣管辖。1762年，设库伦办事大臣，负责办理中俄边界，中俄互市事宜及监督外蒙古王公喇嘛。由于清廷始终未在蒙古设立行省，造成喀尔喀，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内蒙古分而治之。且又强制推行“满蒙通婚”“盟旗制”等，对蒙古社会造成很大的危机。由此滋生了所谓“泛蒙古民族统一运动”。

三，俄国侵略外蒙古原因和早期渗透

鸦片战争中，俄国先后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宁条约》《陆路通商章程》《伊犁改订条约》等。侵占中国东北，西北超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外蒙古陷入俄国夹攻下。同时俄国取得和中国合办由恰克图经蒙古至北京的邮政，在蒙古地区通商，在外蒙古免税贸易和外蒙古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立领事馆特权，打开了从科布多经归化城到北京，通州，天津；从伊犁，塔尔巴哈台经蒙古深入中国内地的几条通商路线。之后，大批俄国商队进入蒙古地区，使得俄蒙贸易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61年“俄蒙贸易”总额不到22万卢布，1900年则猛增到1700万卢布。伴随商队而来，还有俄国所谓“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考古队”，实际是俄国刺探中国蒙古地区地形，绘制地图，搜集情报，从事政治，军事阴谋活动的特务人员。

另外，蒙古丰富的矿产，畜牧资源也为俄国垂涎。1900年，俄国富商葛洛德就曾在土谢图开采金矿，赚取巨额财富。《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9页。

1900年，俄国更乘出兵中国东北之机。首次驻兵库伦。还在库伦开办蒙语翻译学校，培植亲俄势力。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号文书。

1905年，俄国经日俄战争中惨败和俄国革命打击，国力衰竭，内外危机四伏。遂对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在世界范围内，重点缓和同英国，日本的矛盾”。但加大对远东地区的侵略。1907年，在俄国倡议下，日俄订立公开和秘密两份条约（即日俄条约）。其中密约除划分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外，还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享有特殊利益。”这标志着，外蒙古及中国西北成为俄国对外扩张主要目标，并影响之后苏联政府在远东战略。

当时外蒙古由僧俗封建领主即上层喇嘛和王公掌握。俄国就首先收卖这些地方权贵。特别是重金收买拉拢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凡高人来货，首献活佛，以顺其欲”。“活佛门首，每日必有多数俄人，往来其间。并有俄文信札往返”。“活佛寺内藏有洋枪数十杆，奇异之兽数十种以及欧洲玩物甚多，皆系俄人所报效者”。哲布尊丹巴在给清廷的呈文中说：“近数年不知俄罗斯何心，甚重黄教（即喇嘛教），其布哩雅特（即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笔者注）喇嘛等来库伦寺内者日多”。随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开始倾向俄国。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第18页。

同时，俄国向外蒙王公馈赠大量金钱礼品，并无偿援建俄式住宅等方式。同时不断挑拨外蒙古地方势力与清廷关系。经多年经营，在外蒙古上层王公贵族中形成了一个亲俄政权。与此同时，俄国多次在中俄，外蒙古境内炫耀武力，摆出武装占领蒙古的态度，如1908年秋，中国恰克图章京那丹珠禀报：“有俄兵三千驻扎恰克图以北俄界。并探有续行添兵等情”。1909年春，那丹珠再禀“有俄兵百名自备马匹前赴库伦，系奉现驻库伦之领事施仁玛勒福调取”。时任库伦大臣延祉认为俄国“似别有属意”。这大大增强了在外蒙古影响力，为日后俄国及苏联对外蒙古长期侵略奠定了基础。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延祉等奏陈库伦情形折》（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七日）。

四，清末“治边新政”引发外蒙古首次独立

清末以来，中国国势衰颓；无力抵抗俄国对外蒙古的侵略。而蒙古地区又地广人稀，边防自是空虚。再加上财政困窘。故驻边大臣，将军，都统，督抚和有识之大小官员等，不断提出筹蒙改制的奏疏，甚至提出“设省改制”，又称“蒙边新政”（简称“新政”，下文同）。其实质是以领其地，理其政，征其税，驻其兵。经蒙古筹边论述24奏折中，持赞成者达19折。要求清廷对外蒙古，内蒙古，东北蒙边之设省改制。一言以蔽之，唯有放垦牧地，移民实边，设省改制，才能“实效管辖”蒙边。来源张启雄《蒙藏季刊》第20卷第1期载《清廷对政府官员蒙古筹边论述的抉择—以光绪帝朱批奏折为中心》，2011年3月第34-55页。

宣统二年2月1日（1910年3月11日）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但清廷未变蒙为行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俄国侵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727-728页。

三多在到位不久即给清廷上奏道：“窃查喀尔喀四部落分隶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所有台站，卡伦，屯田，牧放等差役本极烦重，稍遇偏灾，即有不支之势”。“近来该四部落遭灾歉，人口凋零，牲畜无几”。可见，当时外蒙古人民生活已极端困苦。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三多奏为喀尔喀四部代当差使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但三多却不顾当地实际情况，推行新政过急。遍设兵备处，巡防营，木捐总分局，卫生总分局，车驼捐局，宪政筹备处，交涉局，垦务局，商务调查局，实业调查局等。除原有之满蒙大臣衙门，章京衙门，印房，宣化防营，统捐，巡警，邮政，电报各局外，库伦仅新添机关竟达20余处。当时所有各机关之开办经费，及经常应需之柴炭器具铺垫马匹杂用等费，悉数责令蒙古当地一律供给，蒙古地方官便向蒙古民众索取，造成民众不堪其扰，纷纷逃避，以致库伦周边各旗，竟为之一空。可见蒙古民众之不满。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79页。

再加上“三多在任，危福自擅，创争木炭税，驮捐税，商不堪界，敛征税收，以充衙门之用，蒙民不聊生”。《近代史资料第54期》载胡太才《侦蒙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另外新政策所需大笔经费，主要责令上层王公喇嘛（遵部（即理藩部）章报效），每个领主少则分摊一，二千两份，多则二万余两。不少王公因此债台高筑。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志锐奏为蠲除蒙累以恤蒙情而蒙志折》（宣统三年十月初十日）。

还有喀尔喀四盟王公对清廷在蒙古实施的殖民，设官，练兵事，特别恐慌，认为：“中国人施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 尤其是“殖民实边”，一面鼓励汉民移民蒙边，一面利用蒙古人负债抵押土地之机，先将蒙古人抵债之土地分给内地移民，随后在移民之在另组管理机关，设置郡县管理。这令外蒙古上自王公下迄牧民，人人自危。尤其是库伦活佛，外蒙古王公担心的新政后，喀尔喀的地位将成为中国行省，影响其统治利益。

至此，“新政”变成苛政，加深了清廷与蒙古地方间的利害冲突，迅速转变成中蒙间的族群对立，造成独立思潮日强。再加上俄国挑唆，哲布尊丹巴与清廷的种种矛盾。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外蒙古独立运动”。

五．外蒙古首次独立及沦陷俄国殖民地

1911年7月28日，活佛哲布尊丹巴通知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并于翌日派遣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哲布尊丹巴助手金库员司车林齐密特等偕五名随员，秘密前往俄都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援助和庇护。

8月15日外蒙古代表团抵达彼得堡，受到俄国官方款待。8月17日，俄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郭可华慈（时任财政部长—笔者注）在紧急会议上，主张利用此次外蒙古代表团访俄之机，与其谈判，并“设法使此事符合我国愿望。在此种状况下，此事或许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中，能使我们得到好处。”换句话说，俄国的策略是企图利用蒙案危机，先与外蒙古代表谈判，造成既成事实后，再与中国谈判，逼迫中国承认。同时采取：“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认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古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古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由此可知，俄国当时支持外蒙古独立运动的程度是有限的，且不能脱离与中国宗主关系，俄国仅以外交调停的方式支持外蒙古独立，展开对华交涉；虽不与中国武力冲突，但承诺军援外蒙古。

根据上述方针，俄国一面照会中国，表示俄与喀尔喀为邻，在该地有巨大贸易利益，视中国在外蒙古“破坏边界安宁”的新政所引起的骚乱为“是敌视俄国之行动”。一面对抵达圣彼得堡的外蒙古代表团承诺俄国将支持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并假借保护领署卫队之名，立即派遣2个连的哥萨克部队带机枪进驻库伦。

俄国为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而独立，再派马步队800余名援助蒙古，于1911年10月初先进驰抵库伦。同时，由驻库伦俄国领事馆协调，曾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倾向独立的蒙古王公们在俄国的支持下，开始跃跃欲试。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81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也影响了外蒙古局势，再加上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趁机向他们保证：“我国政府同意向蒙人提供武器”，再透过使署私人劝告，“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之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使蒙古王公“独立愿望更加坚定起来”。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号文书。

1911年11月30日，外蒙王公及上层喇嘛在俄国队支持下，向库伦大臣三多宣布蒙古独立，并下达驱逐令。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更在当晚七时降谕，首先痛责其主国清朝，称：“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然后，即宣布外蒙古独立，称：“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现已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独立国大皇帝”。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1篇，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1页。

与此同时，外蒙古派使节赴俄，请求俄国派兵保护。12月1日，俄军1000余名。在俄军主导下，5000余装备俄式武器的俄蒙联军，包围库伦大臣衙门，并往中国防营勒缴枪械子弹。当时，库伦大臣三多所率军队仅130名。同日，哲布尊丹巴发表告民众书，即所谓《独立宣言》，公然宣布“蒙古为独立国，成立新政府并赋于自行处理本国事务而不受他人约束的权力”。3日，独立政权建立。代表清朝在外蒙古主权的库伦大臣三多于1911年12月4日在哥萨克兵保护下离开库伦，经恰克图返国。不久留驻外蒙古的少数清军也随之撤回国。

清廷为解决外蒙古独立事件，先将三多革职后。令发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桂芬为查办大臣，前往库伦宣慰，但为俄军所阻 ，未能到位。

1911年12月28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称帝，定库伦为都。俄国政府则在军援为“建国”贺礼。1912年1月，乌里雅苏台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并押解清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出境。同年8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及其官员亦被驱逐。

在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缔结《俄蒙协约》中明文表示仅承认外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具有“自治”之地位，并未承认其作为独立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彻底沦陷俄国的殖民地。并垄断了对蒙经济利益，并被纳入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圈。

六．袁世凯收复外蒙古努力与承认外蒙古“自治”

1912年北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曾去电外蒙古当局，要求取消“独立”，但被拒绝。外蒙古当局也不接受中央政府派员赴库伦谈判，提出要俄国公使作为代表与中央谈判。同年秋，在京的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议时，就交换了处理意见，包括练兵，迁都，对蒙藏新闻的处理等。孙中山说，“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控制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这表明，孙，袁均认为当时的政治状况，中央政府面对强大的俄国实无力解决外蒙古问题。《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412-414页。

成立伊始的北京政府，陷入财政危机。袁世凯，陆征祥等人积极寻求西方列强的贷款。俄国借机，以贷款来逼迫北京政府承认其在外蒙古的殖民权益。北京政府在拒绝“俄蒙协约”后，在法国调停下，中俄开始谈判。最终于1913年11月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及互换照会，在文件中虽然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照会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中国方面则被迫承认外蒙古自治；更重要的是承认了“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关系”。这等于名义上保留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却承认了俄国对外蒙古的殖民控制和掠夺权益。

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于1915年6月订立《中俄蒙协约》21款。除包括前述《声明文件》内容外，并规定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这等于再度确认了俄国在外蒙古的殖民者地位。中国除名义上拥有对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的册封权和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蒙古恰克图象征性地派官和派驻少量卫队外，基本丧失了对外蒙古实质性主权和权益。

七．徐树铮收复外蒙古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库伦办事大员陈毅与外蒙古自治当局商定，由内地派兵1团入蒙，并与外蒙五公商议取消“自治官府”。即有成议，派员赴京报京。其时皖系控制北京政府，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他决定出兵库伦。1919年10月29日，徐树铮以巡边布防，检阅军队为名，带兵4000自北京抵达库伦。徐，陈意见不合，徐主张撤销原定条件，不必先定条件。故向活佛哲布尊丹巴呈请撤销自治，中央据以明令宣布，一切办法应俟再商。此议王公同意，议院反对。徐树铮对活佛哲布尊丹巴陈兵威胁，限期答复，并删去原议中的优待条件。11月16日，外蒙议院被迫屈服，同意呈请撤销自治文件。22日，大总统明令撤销外蒙古自治及《中俄蒙协约》。1920年正月初一，对活佛哲布尊丹巴哲布尊丹巴进行册封典礼。外蒙古光复。

八．苏联再次分裂外蒙古

1920年8月，原谢米诺夫白匪军的副官恩琴，在苏俄红军打击下。从车盟侵犯外蒙。此时，徐树铮在直皖斗争中失败而失势，西北边防军被裁撤。北京政府在外蒙古的军事力量遭到重创。同月北京政府重任陈毅暂署西北筹边使（9月改任库乌科唐镇抚使），但陈部实力有限，难以有所作为。

恩琴利用外蒙古王公及上层喇嘛对徐树铮的不满，以恢复外蒙古自治恢复，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权力为由，以巨款贿赂，并承诺提供军援。一些王公竟支持恩琴。1920年10月26日凌晨2时，恩琴“集俄蒙三千余人，重炮多尊”，乘夜分三路突袭库伦。中国驻库伦军队奋力反击，毙敌数百人（其中含日本人），击退敌首次进攻。此后不久，恩琴在库伦东南重亲集结准备再犯。1921年1月8日，3000余匪军在煤窑南击溃第25混成旅褚其祥部。2月1日，恩琴集中主力5000余人，分三路再攻库伦。第25混成旅褚其祥部无力抵挡，陈毅又是文官，不谙军事。2月3日，库伦沦陷。镇抚使陈毅北走恰克图。2月9日，恩琴指使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对外宣布外蒙古独立，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帝国皇帝”。来源《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7辑）》第13页；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载《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21年，永裕印刷厂1981年版第32-33页。

早在同年2月间，由苏俄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恰克图开会，并于3月成立蒙古临时人民革命政府。6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军在苏俄红军，远东共和国军的支援下。在恰克图附近重创恩琴匪军。6月16日，俄共决定红军进入外蒙古。7月6日，苏俄红军和远东共和国军骑步炮兵约万余人，再陷库伦。恩琴匪军溃散，恩琴本人在库伦西北汗旦亲王属地被红军擒获，不久被押回西伯利亚受审后，被处决。7月，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库伦成立。11月5日，与苏俄在莫斯科签订“俄蒙友好条约”13款，签字双方互称“缔约国”，并规定互遣使领。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载《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21年，永裕印刷厂1981年版第107页。

由于“俄蒙友好条约”未公布，再加上北京政府对外蒙古消息一度中断，对此竟一无所知。直到收到中国驻赤塔委员沈崇勋报告，才得知真相。而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约”签字前，即10月24日，苏俄全权代表巴意斯开就启程赴华；而马林已在中国活动。显然是有预谋之活动。

1922年5月1日，中国外交部（即北京政府）向苏俄代表巴意斯开抗议其与外蒙私订“条约”，苏俄方不予置理，反于5月31日与外蒙古新政权订立所谓“财产权协定”。7月，苏俄改派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采取两手政策，即一方面积极与北京政府联络，另一面积极寻求与孙中山南方政府的合作。企图利用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谋求扩大在华利益。

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字，在北京政府努力下苏联公开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7月1日外蒙古在苏联的秘密扶持下却公开建国，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公布宪法，完全参照苏联模式，实现了实质性的独立。

九.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主张及收复外蒙古努力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当天发表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公开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作为中华民国建国目标之一。以维护中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行动即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孙中山全集》第2卷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2页。

1912年1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对蒙胞发出有关民族地位的正式文件，申明临时政府对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3月11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以法律的形式公开主张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蒙古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并规定“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5人，青海选派1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孙中山全集》第2卷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220-221页。

1912年12月6，7日两日，《民立报》刊出《孙中山之救亡策》即致全国的公开信（又称“征俄论”）。他建议由国家发行纸币，以作民间交易的中介，解决财政问题，藉以抗强俄而保国土。公开信指出：“今者俄人乘我建设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以常情论之，我万不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养而审之熟，故甘冒不冒不韪行之。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与其不抵抗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故举国一致，矢死非他也”。孙中山以第一策先行解决财政问题，乃能言战，战必期于不败，乃能言和。与此相关，是在练兵。他估计半年内俄国难出50万兵，中国则可出50万于外蒙，北满，半年后可加练50万。第一年之战，胜负未可知，“惟第二年我出兵二百万，意料中当可逐俄出满蒙之野，而复我黑龙江沿海州之侵地。”他还预料仗可能打五年，战争会引起俄国革命。到1916年，孙中山还说，“回忆四年前，因蒙古问题，几与俄国开衅，余当时曾谓与俄战，非练兵五百万不可，闻者或以为空谈，或以为无费”。据载，当时（1912年12月10日）北京政府曾开会研究，但意见不一，不了了之。《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544-549页。《民立报》1912年12月13日。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孙中山在1月16日复外蒙籍国会议员克兴额函中，强调“大中华民族”包含了蒙古民族，内谓：“蒙古政教不齐，民智闭塞，诚宜注意宣传，促进文化，以实现我党构成大中华民族之根本计划”。不久，越飞以养病为由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并于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其中第四条专为外蒙问题而设。该条写明：“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俄国现政府决不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行，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目前尚无史料记载《宣言》签字时，越飞是否对“俄蒙友好条约”作出过解释。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迫使苏俄政府承诺，不侵占中国外蒙古主权，只是暂时驻兵。待国民党完成南北统一后，再通过外交解决。《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52页。

值得注意的是，外蒙古民党首领巴丹增在西藏代表乌勒吉，内蒙古代表白云梯陪同下，前来广州，出席国民党大会。在乌，白引介下，巴丹增到大本营会见孙中山，“力言外蒙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生存繁荣，有莫可或离之势，今日独立，殆迫于环境，不得已而出此一时之机宜；果国民党此后不绝其奋斗，打倒万恶之北方军阀，由总理统一民国，则无论何时，吾侪愿会同乌，白二君谨率外蒙全体众庶，取消独立”。孙中山对巴丹增大为嘉许。

巴丹增在广州期间，曾于20日出席孙中山的欢迎会，孙赞扬他“这次到广东的来意，还是想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席间，恩克巴图用蒙语讲话，表示希望五族结合，组成一强大民族。2月3日，孙中山演讲民族主义，重新提到：“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用实国主义（按指大汉族主义—引者）。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 《民国日报》1924年1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107页，第200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规定“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月18日，孙中山致函“库伦国民党本部诸同志”，通知派白云梯前往商办党务，略谓：“本党力求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并祛除帝国资本主义之横暴，使世界被压迫民族同蒙自由之幸福。所有党纲政策具见宣言，毋庸琐述。素谂诸同志主义相孚，用特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白云梯同志前来商办党务，切盼推诚接洽，俾利进行，是为至幸”。因为对蒙藏方面渐多，孙中山于2月21日任命原国会议员，西藏籍党员乌勒吉为大本营咨议兼蒙文翻译官。

1924年，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已有很大进展，正处于关系正常化的前夜。部分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这件事也引起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严重不满。4 月，针对孙镜亚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中山明确批示:“ 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 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 孙更是严厉批示“ 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 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2页。

同时，为消除对苏援的依赖。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时，故意绕道日本横滨。在日本首次公开提出“大亚洲主义”。企图与日本政府结盟，以实现“中日苏联盟”，以日援来牵制苏俄，并逼迫日俄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收复外蒙古，中东路，台湾等主权。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很快分裂成左，中，右三派。

十．蒋介石与外蒙古独立

1923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州，孙中山曾谈到控制华中与外蒙的愿望。10月26日，访问莫斯科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蒋介石，曾与齐契林讨论外蒙古问题，但毫无结果。而其提出的《西北计划》，即“由苏联援助，国民党在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军校军事基地；训练数万部队然后南入，与南方政府军队南北夹击统一全国”。蒋想借机收复外蒙古。但遭到苏联领导人的拒绝。

在1923年11月27日，托洛茨基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就公开称“国民党可以从自己的国家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这引发蒋介石不满，他回宾馆后，在团内公开声称：“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 引起了蒋介石对苏俄“红色侵略”的警醒。抗战史记《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史记：裂变的开始！》。

1928年二次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与外蒙古联络，并积极发展外蒙古国民党分部和扶持复华势力。但由于国力贫弱，又未能实现统一，而苏联势力太过强大。再加上之后抗战，为“联苏容共”需要。始终未能实现外蒙古复华的目标。

1944年国民党中央军4个师进入新疆，一举切断苏联侵略中国西北的势力，并摆出收复外蒙古的有利态势。苏联很快直接出兵新疆“三区叛乱”（国内称“新疆三区革命”），国军惨败，无力收复三区。

1945年美，英，苏竟未经国民政府同意私下达成出卖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起初强硬拒绝。派宋子文先后赴美，苏，企图说服美国毁约。结果罗斯福政府拒绝，斯大林态度强硬。杜鲁门上台后，更全盘接受了《雅尔塔密约》。不久苏联出兵占领东北，再加上新疆“三区叛变”。形成威胁整个中国华北，西北之势，苏联又将日本关东军，伪满大部分武器装备，大量工厂设备及物资都给了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这给蒋介石巨大威胁。

蒋介石为了使苏联撤兵，收复东北，新疆。被迫全盘接受了《雅尔塔密约》，承认外蒙古独立；甚至做出更大让步。而美国杜鲁门政府意识到错误后，曾试图胁迫苏联尽早撤兵，但蒋介石和国民党未能察觉，一味对苏妥胁。企图先实现国内统一后，再解决外蒙古的问题。说蒋介石与苏俄交易，以换取苏俄不支持中共，是不存在的。因为苏俄从来就没有停止援助中共。而蒋介石要的只是苏俄撤兵东北，新疆。

1945年7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谈及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甲，彼欲求得二十年之安定，以建立其国防，而我则暂时放弃此二地，以保全新疆与东北资源之重地，何况外蒙与旅顺皆非我立国致命之点也。丙，如我国家不能统一，则国防不能建立，如我不能在此时放弃此二地，则绝无时间允我统一也。先后缓急应有所择，列宁建国之初不惜放弃其东欧偌大领土者，乃求平定内乱统一国家也，而我何不敢为耶。”也就是说蒋介石决定学列宁，先放弃外蒙古。待统一后，经20年国防建设，再军事+外交收复外蒙古主权。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第627-637页。

外蒙古，蒋介石是有责任！但他不是第一个承认外蒙古独立，也不是最后一个，锅不能让他一个人背。

新中国成立后就与蒙古国建交。1950年为收复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权等，并获得苏联更多援助。新中国被迫承认外蒙古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