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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的新一轮全球转型中，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经历了大国博弈的风霜雨雪考验。20多年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上台，都有类似的“美俄关系重启”进程，而所谓“重启”的背景之一，就是不同程度上企图推进“联俄制华”。一直到拜登当选，美国合围中国的战略图谋逐渐明朗化，中美俄三边互动关系的走向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看：其一，中美俄等大国国内制度结构与观念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二，这一变化对区域与世界秩序产生何种影响？其三，调节上述两者间关系的外交战略与政策随之如何发生变迁？换言之，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解释如下现象：为什么20多年来始终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逆转尼克松进程”，即所谓美俄联手打压中国的态势。

近三四十年的国际转型进程表明，中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区别。中俄经过艰难的实践和反思，越来越趋于奉行基于主权、抵制霸权、遵循国情、兼收并蓄的内外治理原则，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深刻自我改革；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则固步自封，坚持将排他性制度强加于人，难以摆脱僵化意识形态教条的禁锢，难有自我改革的进取意愿与动力。与之相反，中俄的历史性选择既不同于西方“民主—专制”两分法式的排他性意识形态，又努力尝试把市场、民主等共同价值结合于本国实践；既不主张不合时宜地彻底推倒既存国际秩序，又主张对之进行完善和改革。无论观念取向，还是实际治理能力，中俄比西方呈现出更符合实际、更具远见的发展趋势。这是中俄合作难以被离间的根本性思想与理念基础。

应该注意的是，近来西方战略家中也有人提出不以“专制”理由来打压俄罗斯，转而主张通过提供高技术作为利诱、传播中俄之间的“历史恩怨”、煽动远东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相互恐惧与敌视、放大中俄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鼓吹从中俄印和中俄欧等三边关系中寻租等伎俩来分化中俄关系。2021年8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专家、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在《外交事务》网站上以《离间中俄的有效方法》为题发表的文章所散布的正是这方面的言论。

然而，这种论调忽略了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范式发生转变的一个客观动因，即正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所挑起的一系列重大冲突与危机的压迫之下，中俄两国才开始逐步接近，形成如今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纪之交，出现了20世纪末北约东扩、1997—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1999年南斯拉夫—科索沃冲突；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伊拉克战争、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间的“五日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又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动乱、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冲突，以及几乎同时发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南海、东海对华挑衅。正是这些国际冲突推动着中俄两国一步步地走近。

从2019年6月中俄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到2021年3月中俄外长桂林会晤，再到6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联合声明》，双方将合作推向新的向度。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开头部分就强调：“中俄关系牢固、稳定，不受外部环境干扰而改变，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这说明中俄双方充分认识到，具有超大体量、历经数百年交往，又紧密比邻的中俄两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积累、现实需求、发展潜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外部干扰所动，而是需要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从“外在性”向“内生性”提升，充分挖掘“内生动力”，开拓发展空间。换言之，中俄合作既要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又要深挖自身潜能，应对内外挑战。

第二，2021年3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署表明，经过疫情下内外局势的艰难考验，中俄两国不仅就双边关系的战略与政策加强协调，而且就人权、民主、国际法和开放、平等、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等重要理念原则阐明了共同立场。随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联合声明》又进一步提出，双方共同倡导国际社会维护并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这表明中俄不仅主张“和而不同”，而且力求达到“异中求同”。

第三，阿富汗形势激变以来，中俄元首今年第三次通话，表达了反对外来干涉、鼓励各方沟通协调、建立开放包容政治构架、推动局势平稳过渡的共同利益关切与相似立场。这不仅展现了中俄在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密切沟通和协调配合，而且彰显了双方维护地区安全的决心。

作者：冯绍雷（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节选于《当代世界》2021年第9期《从全球转型看中美俄关系与欧亚秩序构建》，转载自“国际问题世界观”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