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政治下台海风险的外交性质

共产主义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统帅——伟大的现实主义外交家约瑟夫斯大林大元帅，布热津斯基视之为“最冷血的策士”，基辛格冠则以一个政治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红色黎塞留”，他对外交问题的思考以抛开情感著称，堪称大政治家的典范

内容摘要：本文以纯粹的现实政治视野讲述民族主义者往往很难理解的台海风险。

昨天我们在文章《台海的两种误判风险：英美的均势外交与模糊保证》中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审视了英美对台湾的态度：

即从英美均势外交的政策角度看，台湾对其具有重大利益，这将是其阻遏中国主导亚太秩序的关键一环，这决定了英美难以承受中国控制台湾的后果。

今天，我们从更为具体且绝对中立的角度，帮助各位去理解英美对当时台湾局势的认知思维，希望能够有所启发。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尽可能不带情感和立场地讨论问题，以力求精确把握问题的实质，若有争议，还请各位见谅。

1、2019-2020：香港局势的改变与中美信任的瓦解

2015年-2016年，当中美第一次围绕着南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代表着什么呢？至少在我看来，国内舆论当时实际上估计是不足的，大家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主要是基于过去认知的惯性而非地缘政治的实质逻辑进行判断，结果使得国内对后来的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缺少准备。

2016年笔者文章（文章链接：《南海耀兵的背后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当时遭到很多读者批评，认为过高估计中美关系的恶化风险。

同样，今天讨论中美关系缓和的人，特别是低估英美在台海与中国摊牌决心的人，也都严重低估了2019年香港危机和2020年大陆不得不采取的国安法之对中美关系的冲击程度——单纯的西方全球化或国内民族主义思考模式，是很难理解这种影响的——就像当时他们不能理解2015-2016年南海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文章链接：《历史的借鉴：沙俄式“两制”的失败、灾变及其后果》注意时间2019年10月

2020年，疫情的爆发以及大陆为了维持香港稳定安全不得不推动的国安法施行，使得大陆能够对香港激进者的反叛风暴采取更有效的治理，对我们来说此乃非常正确的举措，但这一必须采取的举措绝不是免费的，它冲击了中西方在冷战期间关于远东秩序安排的条约基础，而不只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恶化那么简单——准确地说，是中国与英美之间的信任基础遭到重创。

这一点尤其重要——代表着冷战后远东秩序的条约稳定性在远东的瓦解，这才是其实质意义。从现实政治，不带感情地说（了解地缘政治必须如此视角），对英美来说，乃是中国以实力改变冷战期间中西方在远东达成的秩序更进一步（从中国角度看，这是维护国家利益必须采取的措施），尽管中方不得不如此，而且当地的局势迫使她根本没有选择——就像1830年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波兰和1947年的斯大林在东欧一样，没有谁是蓄意的，但后果并不因此减少。

文章链接：《东欧的选举与世界的决裂：大政治家们的无奈抉择》注意时间2020年5月4日，国安法颁布之前两周

如果你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会轻松地想到三个前例：

①1830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被迫武力镇压波兰会议王国的叛乱，并改组这个维也纳协议下英国与俄国达成之波兰国家的政治体系，这使得英帝国与俄国陷入不信任和恶化，铺平了英俄克里米亚战争的道路；

②1939年3月，德国吞并了英帝国与德国签署《慕尼黑协议》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实际上是破坏了德国与英国关于中欧地区的协议秩序，此举使得英帝国与德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尤其是不再信任德国，曾经相信德国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德国人的一个词都不能再被信任”，从此英帝国决心不惜代价对德国半步不退，这为六个月后的英德战争铺平了道路；

1939年9月3日，张伯伦对德国宣战全文，其中尤其强调了德国的不可信③1947年，斯大林为了确保俄国在东欧的安全利益，不得不对东欧各国的选举进行严厉干涉，打击亲西方的政党，支持东欧亲苏政党以各种方式绕过选举夺取权力，这实际上是破坏了苏联与英美达成之雅尔塔协议下东欧秩序的战后安排，这使得美国人开始不再信任斯大林，并促使华盛顿不再妥协，决心不惜代价对抗斯大林的下一次扩张尝试——第一次柏林危机的根源即是由此开启。我们中国人以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在香港的行事，完全能够从道德上诠释合理性，却也很难理解此举会对英美对华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实际上：如果说2012-2014年的黄岩岛、钓鱼岛、西沙争端在英美看来代表着中国的实力已经开始威胁远东的力量均衡（这是英美的视角）；如果说2015-2016年南海建岛的中美冲突在英美看来代表着中国敢于正面挑战英美的利益；那么2020年中国在香港的行动，则在英美看来代表着不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对手。即从英美的视角看，当前的中国不仅仅是远东现有秩序和均势的“多次破坏者”，而且是“不可信赖”的“秩序破坏者”，代表着不可预测的未知危险，这实际上是最值得警惕的双向误会，意味着接下来每一步前进都意味着针锋相对的硬实力对撞。更重要地是，西方在不确定中恐惧中国可能采取下一步行动，这种恐惧主要体现在西方对台政策上，形成其对华政策的不稳定因素——西方认为中国在南海、香港之后，将对台湾采取措施。从这一点看，当前的中美关系恰如1939年4月但泽危机爆发前的英德关系与1948年1月柏林危机爆发前的美苏关系，未来中国寻求改变现状的重大努力都遭到英美针锋相对、毫不留情、不惜代价的硬对撞——譬如在台海。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今天英美媒体对中国香港作为的哀嚎，预示着未来英美对华政策的强硬，1939年3月德国对捷克的吞并，从德国历史的角度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举措，因为波西米亚从来都是德意志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从英帝国角度看，则代表着对条约秩序的破坏，以及德国绝不可再被信任，绝不可再被妥协2、英美社会心态的变化与宣战者软弱张伯伦从2001年到2006年，实际上是英美干涉主义的巅峰期。但随着干涉战争代价与日俱增和英美经济的疲弱，英美民众对干涉政策的反感使得随后十多年华盛顿在对外干涉趋于谨慎。尤其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灾难更是如此，尽管美国在这其中的干涉行动是相对被动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历史的大潮亦出现了新的变化，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使得美国感到极为羞辱，但实际上，美国根本无法军事干涉原本就属于俄罗斯核心势力范围且有驻军和民意基础的克里米亚；2015年的南海中国建岛，美国亦是被迫忍受了；2020年中国国安法也让美国社会感到屈辱；2021年8月的阿富汗撤军同样刺激美国公众。接连不断地刺激，使得特定区域的强硬干涉政策不可避免成为美国外交的大方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次舆情调查可以看到，实际上，未来美国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采取强硬手段的国内舆论基础已经具备。第一件舆情是美国欧亚集团基金会（EGF，非营利性质、无党派）于今年8月27日至9月1日进行的问卷调查，在关于问题"若台湾遭受中国攻击，美国军队是否该保卫台湾"的回答中，结果显示，42.2%受访者认为美国应“保卫”台湾，16.2%表示反对，41.6%则不确定若中国犯台美国应如何应对。如果我们按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美国公众反应去看（事前不支持保卫南韩，战争爆发后80%以上要求立即出兵参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一旦台海爆发战争，那么大多数美国公众将支持参战。第二件舆情是拜登政府在阿富汗不战而溃后对其的公共支持度冲击。美国在阿富汗撤退后，随着塔利班轻松攻取喀布尔，拜登的民调出现了巨幅下跌，CNBC在8月24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因为阿富汗问题丢失了7%的民调。考虑到台湾的地位显然远比阿富汗对美国更加重要，那么也意味着任何美国政府都不能承受失去台湾的政治后果，这代表着他只能选择战争——反过来，如果他战而胜之，那么他就是罗斯福和里根再临。参考文章链接：《极端鹰派的抬头：喀布尔事变对美国外交的重大影响》这里，我需要提醒的就是，很多人认为拜登软弱和美国经济困难会使得美国避免开战，那么即便这个假设属实，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对德国宣战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同样也以软弱著称，当时英帝国的财政困局更加艰难，但重大外交政策的抉择更取决于内外形势和国家安全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假如大陆真的对台开战后，与英美的战争也将不可避免。不管双方决策者多么愿意将战争局限于台湾，但战争本身是完全不可控制的，只要双方有足够的的资源，走向全面的扩大化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点可以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德双方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两国仇恨越来越深，杀戮越来越没有底线。“驱使新兵走向战场，就跟与处女上床一样，必然是循循善诱，才能产生最超预期的结果”。——拿破仑分享第三次反法战争制服奥地利中的御兵之道当然，个人认为战争爆发概率非常小，最大的可能是古巴导弹危机式的临战风暴。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二战期间英美对德国的大轰炸，战争初期双方试图限制暴力的适用范围和战争区域，但为了胜利和复仇，除了生化武器之外的所有手段包括对非参战民众的屠杀都成为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德国哪怕是直至灭亡都未对英美使用其库存的大量生化武器后面我们将从俾斯麦1875年处理普法危机的角度和斯大林处置第一次柏林危机的角度阐述一些关于如何管控类似于台海问题重大风险的思考++++++++++1933-1939：英德走向战争1933年10月，德国退出裁军协议和国联，英法未阻挡；1934年7月，德国支持的奥地利亲德派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试图趁乱控制奥地利，但遭到英法意联合阻止，德国被迫放弃；1936年3月，德国进军莱茵，英法未阻挡；1938年3月，德国再次尝试吞并奥地利，获得成功，英法未阻挡；1938年9月，德国与英法意举行会晤，签署《慕尼黑协议》，在英法支持下，德国强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年3月，德国联合匈牙利、波兰瓜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德国对波兰提出但泽领土和波兰走廊公路的要求，遭到波兰拒绝，双方关系急剧恶化；1939年3月31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议会发表公开讲话，谴责德国违背《慕尼黑协议》，宣布英国将在波兰时（德国）攻击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所有援助”。这被德国元首和外交里宾特洛普视为不具备实质意义的嘘声恫吓，因为“英国既没有利益，也没有力量，更没有渠道保卫波兰！”（1939年4月阿道夫希特勒）1939年8月23日，为了彻底断掉英国直接介入战争的念头，德国元首紧急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苏联和德国达成了联合进攻波兰的同盟，这就使得英帝国不可能有实力保卫波兰，德国元首试图以此迫使英国放弃介入战争；1939年8月24日，德国元首授命驻英大使与英国外长法里汉克斯进行紧急磋商，试图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8月25日，一小部分德军按原定计划进攻波兰，被波军击退，希特勒在最后一刻紧急中止入侵计划，试图避免战争，追求和平。1939年8月29日，希特勒致信英国外长法利汉克斯表示，“请你相信，我从来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盎格鲁撒克逊事业的崇拜者，如果英帝国默许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要求，我将在未来的东方战争中将无敌的德国大军交给伟大的克莱武子孙指挥（注，克莱武，18世纪征服印度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军事冒险家，以骁勇绝伦和狡诈残暴著称，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温斯顿丘吉尔的共同偶像）”，这种说辞并未打动英国；1939年8月31日，在英国强烈要求下，波兰驻德大使利普斯基最终打电话要求在1939年8月31号与里宾特洛甫见面，试图避免战争，但是在了解到利普斯基只会以大使而非全权大使的身份出席后，里宾特洛甫拒绝会面，最后一次和解尝试失败；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闪击波兰；1939年9月3日，英帝国及其同盟对德国宣战，战争开始向全世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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