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与他的中日关系史述

2020年12月20日，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漢學家傅高義(EzraF.Vogel)離開了人世，享年90歲。他的去世在美國、中國和日本都引發了不少集體悼念。傅高義教授一生專注於研究東亞。其著作等身，為中國、日本的社會及政治研究及中日關係史的書寫留下了豐厚且寶貴的學術成果和思想遺產。而他的著作《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ChinaandJapan:FacingHistory)，作為對中日關係史的書寫，更是在中日關係的史學研究上有重大貢獻。

傅高義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一個猶太人家庭。他九歲時(1939年)二戰爆發，雖然遠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戰火和他這個年齡尚小的孩子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同一學校高年級同學們接連不斷的入伍通知和左鄰右舍掛起的星星旗卻時刻提醒著他戰爭沒有結束。和鄰居一樣對出征之人歸來的期盼把在本土沒上戰場的傅高義和遠在東西大洋彼端的戰爭連在了一起。二戰結束不久，傅高義進入俄亥俄衛斯里昂大學，在曾經參戰的同學和戰後美國對來之不易的和平極度珍視的氛圍的影響下，他從學校學到一個理念:要想避免戰爭，就要更多地了解他國，以便尋求合作，減少衝突。因此對外國深入了解的想法的種子，自此在他心中萌生。韓戰期間，傅高義在美軍醫院服役，服務軍中的精神病患。戰爭結束他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和精神病理學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佛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Kluckhohn)教授的推薦及幫助下，傅高義於1958年去往日本。並寫出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1960年傅高義回到美國，正值美國大學開始加強對中國的研究，傅高義獲得了費正清(JohnFairbank)和裴澤(JohnPelzel)的青睞，走上中國研究之路。之後傅高義前往香港，接觸大量和中國大陸有聯繫的人士，寫就書稿《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CantonunderCommunism:ProgramsandPoliticsinaProvincialCapital)。1967年，傅高義獲得哈佛大學的終身教職，專門教研中國社會。此後他於1973-1975年、1995-1999年兩度出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1973年傅高義首次訪華，並會見了周恩來等一眾中國的官員及學者。1980年代，正值傅高義所在的州與廣東省建立關係，傅高義作為有廣東研究經驗的學者，加入了和廣東省的交流工作，期間也結識不少廣東省的各界友人。在廣東期間，他得以深入考察廣東社會，也由此見識到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成果。並於回美後寫就《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廣東》(OneStepAheadinChina:GuangdongunderReform)一書，於1989年出版。

2000年傳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作為一個學者，仍然努力幫助美國人了解自己所熟知的中國和日本。而他認為造就中國發展巨大成果最重要的就是改革開放。因此，他花費十年時間，研究被稱作「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寫成著作《鄧小平時代》(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而在這本書即將完成的2010-2011年間，他發現中日關係變得「如此糟糕和危險」。於是秉持他自己作為哈佛學者的使命感，傅高義開始致力於以美國學者的視角，梳理中日關係中的各種問題及誤會。並寫就《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一書，於2019年出版。而一年後的2020年，傅高義在麻薩諸塞因術後併發症去世。

傅高義並非歷史學出身，而是一個社會學家。但在研究中日兩國的社會時，不可避免地要對兩國的歷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在傅高義的諸多著作中，涉及中日兩國，則往往以社會學的研究為主。真正展現其關於中日關係史的觀點的著作，就是《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這一本書寫兩國關係史的這一本著作。正是因為特殊的學術背景，傅高義在研究中一直以歷史社會學家自居。受其在哈佛大學的老師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影響，在書寫中日兩國關係的歷史時，傅高義一直試圖比對宏觀層面上中日兩國總體結構和兩國關係的結構。而不是僅限於簡單將歷史事件羅列組合而成說。

傅高義對整個中日關係史的敘述，始於推古天皇掌權並引入中華文明的公元593年，直到2018年習近平與安倍的時代。傳高義把古代中日關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自公元600年始，到838年最後一次遣使訪唐。這個時期是日本全面學習中國的時代。日本向文明程度極高的中國學習各種先進文明，在政治、經濟、軍事、律令、語言文字、音樂文化、宗教、思想、建築、貨幣和商品經濟等諸多方面全面改造日本，以求達到自身的發展。這個階段是中日關係的起始階段，也是日本文化塑形的階段，更塑造了中日兩國綿延至今的文化共性和歷史淵源。第二個階段是838年至1862年間。這期間唐朝的中道衰落失去了對日本的吸引力，而日本也在吸收了中國的先進文明後，在其內部形成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模式。這個階段日本對中國的學習雖未停止，但規模則變小。中日關係主要成了一種官方缺席下的貿易往來關係。這種非官方的貿易關係，無法像遣使一樣為日本帶來本質上的、類似於之前的文明轉型。直至明朝，日本才開始再次尋求對中國的官方往來，希望重回朝貢體系。而在這個階段，也發生了古代中日關係史上僅有的兩次國家層面上的戰爭衝突:元日戰爭和明日朝鮮戰爭。但這兩場戰爭均未使中日兩國任何一方被對方征服或顛覆。大多數時候，中日兩國仍然以和平的方式開展交流，也從未以發動戰爭為兩國關係的解決方案。

而傅高義的著作的大部分篇幅，都落在了1862年後近現代的中日關係上。因為時間上近代距離現今更近，而近代的事件對今日的影響也更直接且明顯。近代的中日關係被放置在了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兩國都被迫捲入世界史而無法偏安於一隅。在應對西方的衝擊和對現代化的迫切要求下，中日兩國的關係又展開新的章節。傅高義將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日兩國的各自表現作了比對:中國國體龐大難以動搖，朝廷官員對西化的熱情有限;而日本國土小且被海洋封閉，國家較為同質化和團結，危機意識較強，學習西方的熱情較高，故而日本的現代化成果較中國更為顯著。但在此過程中，中日兩國建立了現代的外交關係。而經過中日兩國在近代的幾場較量，中國最終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自此認識到自身的現代化和國力都不如日本。於是開始以日為師，舊時作為日本學習對象的中國轉而成為了日本在現代化方面的徒弟。據傅高義在書中所議:這是中日關係史上一個不尋常的現象。而且此階段的接觸頻率也高過以往歷史任意一個時期。對於最令中日兩國官方民間難以和解的事件——1937年開始的中日全面戰爭，傅高義著重強調二者國內的失序:日本自明治天皇駕崩和清朝的覆滅使兩國間原有的用於維持關係的紐帶崩裂，日本大正天皇政府被民族主義情緒綁架，失去對民意和軍隊的有效控制和理性決策能力;而中國新的共和政體之下，軍閥割據內戰頻仍，政府雖有對日本局勢的預判，卻難以組織起來以應對。最終的結果就是，日本冒進的發動了侵華戰爭，而中國卻由於抵抗力量有限，遭受了日本的重創。

戰後的中日關係被放在了冷戰的大背景下，中日關係被和諸多中日兩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捆綁在一起。中日關係受到中美和日美關係不斷變化的影響，然而在世界局勢的推動下，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後中國又開始了以日為師。於是直到1992年，中國不斷向日本學習、交流經驗，兩國也開展了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合作。而隨著鄧小平、田中角榮等人的相繼去世和中日釣魚台領土爭議的問題發酵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不斷高漲、加上中國又在經濟實力上超越日本獲得中日關係的主導權，中日關係面臨緊張。歷史上的問題也被重提、成為了中日兩國互相指責的工具。

傅高義在結尾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和展望性的問題供人思考。雖然這些針對未來的建議、問題和回答尚需時間來驗證，但傅高義勾勒出了長達1500年的中日關係史。在漫長的中日關係史上，既有學習與合作，同時也有競爭和衝突;兩國之間，有互利也有一方給另一方帶來的災難。但傅高義的史述的貢獻在於:他試圖提供了一個長達1500年的時間視角。在一千五百年當中，中日兩國關係的主旋律是和平。其間有為對方帶來文明轉型的學習借鍳，也有在現代化之路上的援助與模範。中日衝突與戰爭放在1500年的漫長時段中，加起來只不過是短短的一瞬間而已。相比於多次持續大段時間的和平與相互學習，則是不足道的。那麼這樣，中日關係就應該由佔據最大比例的和平合作來定義。

傅高義在此勾勒出的中日關係史，除了給人展示了中日關係中的善意之外，還給歷史書寫者一個啟示。那就是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史中，歷史書寫者應該怎樣塑造兩國關係的形象。歷史書寫者該以什麼樣的態度與關懷，通過強調兩國關係史上的哪些事情，進而塑造一個能達成目標的歷史敘述。傅高義在書寫中日關係史時，希望自己以一個美國學者的身分，抱著想要釐清中日之間矛盾和誤會的善意，強調了中日關係史上長期的善向的合作與和平。他試圖籍此為人們展現一個充滿善意的中日關係，進而推動中國和日本化解歷史上短暫交惡產生的誤會並緩和關係、重回中日關係固有的和平主線。這便是傅高義作為一個歷史書寫者的自我定位的實踐。

此外，在中日關係史的書寫中，傅高義強調歷史的非必然因素。在對中日發生戰爭背後原因的探討中，傅高義強調偶然因素。他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並不是日本蓄謀已久的陰謀，而是各種複雜內外因素和事件的巧合所致。明治天皇的去世造成了日本國內政治失序，軍部取得主導權，開始大肆鼓吹軍國主義。加上包括滿洲事變在內的日本對華前前後後多場勝利，又增大了日本對自身擴張能力的信心。最後導致這場戰爭爆發，為兩國帶來創傷。如果按照中國的民族主義史觀一樣將行為本質化，把日本看作一個狂妄且殘暴、熱衷武力和擴張的民族，把日本的一切行為都當成是為了征服中國而做的準備，那麼中日戰爭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樣中日之間的矛盾也就成了無法化解的仇恨。這樣只會把中日關係引向仇恨與復仇的冤冤相報。但歷史的偶發性更強調機會和變化，認為歷史的行為者往往是在多個選項中作出選擇。從強調偶發的角度來看，中日戰爭則並非無法避免的必然，自然也並不是某一方無可原諒的罪惡而另一方不可擺脫的厄運，而只不過是迫於現實條件而產生的悲劇。在傅高義對中日戰爭的解釋視角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偶發性的強調，讓人們對歷史的看法更開放靈活。

當然傅高義的中日關係史述並非完美無缺。在對戰爭罪行為何能長期阻礙戰後中日關係和解的分析中，傅高義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日本的戰後處理完全由美國完成，其後日本以美日關係為核心，加入冷戰中的西方陣營。在美國主導下的戰後處理中，日本並沒有重視與它在二戰中所侵略的亞洲國家的修複。這是在戰後致使中國不滿日本對戰爭悔過不足的重要原因。但傅高義卻在書中鮮有提及。

整體來講，傅高義在書寫中日關係時，給出了一個宏大且全新的視角:即是以1500年整體的視角看待中日關係。他梳理了一千五百年來中日關係的整個過程和變化，總結出中日關係和平合作的主流。在重視對具體課題深入研究的今天，能以如此寬闊的角度論述中日關係這樣宏大的命題又不失切題，這確實需要一定的洞察力、整體觀和對歷史的整合組織能力。傅高義的中日關係新史觀不僅對中日關係史的學術研究有重大貢獻，同時也是傅高義教授作為一個哈佛學者、中日共同朋友的關懷所致。他的中日關係史的書寫，不僅僅有學術的嚴謹和客觀的新高度，也有對中日關係的未來充滿善意期盼的溫度。作為一個歷史書寫者，傅高義教授的確做到了關懷備至。

——————————

1傅高義著，毛升譯:《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中文版序頁xiii。

————————————————————————————

參考書目

毛升:《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裹的歷史學景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020年)。

傅高義(EzraF.Vogel)著，毛升譯:《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